闻一多写照

闻一多写照

大恨大爱的闻一多

一

大恨，往往形诸笑骂歌哭。

“闻一多先生有一阵穿一件式样过时的灰色旧夹袍，是一个亲戚送给他的，领子很高，袖口极窄。联大有一次在龙云的长子龙绳武（曾认蒋介石为干爹）家里开校友会，——龙云的长媳是清华校友，闻先生在会上大骂蒋介石‘王八蛋！混蛋！’那天穿的就是这件高领窄袖的旧夹袍。”

上述文字出自文学大家汪曾祺的《金岳霖先生》一文。历史的现场为上个世纪40年代，文字却是四十多年后的追述。汪曾祺就读西南联大时是闻一多先生的学生，四十年了，连先生衣着的颜色都记得那样清晰，这样的文字是值得信任的。汪先生之笔，如太史公之笔，虽寥寥数语，却将闻一多先生在国民党“云南王”龙云的府邸旁若无人，出言无忌痛骂大独裁者蒋介石的情态，描摹得好一个淋漓尽致。

这是闻先生的切齿痛骂，是对千夫所指的大独裁者蒋介石的痛骂。

闻先生会怒骂，也会嘲笑！

不妨读一则朱自清先生的日记。

(1942年10月20日)参加莘田(罗常培字莘田)、锡余(汤用彤字锡余)、心恒(邵循正字心恒)与柳贻徵晚餐会。安排十四讲，内容为中国历代诗与文学作品。我讲宋诗之思想。晚饭膳食甚好。餐后我们谈及中国书信的敬语，一多一概称之为“虚伪”。如往常一样，我受不了他的一概抹杀，用很谦虚的语调与之争论，谓此种虚伪或有必要。他立即带着傲慢的微笑回答说：他并没有说绝对无此必要。对其极端的说法保持沉默，但认为那不正确。（《朱自清全集》日记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朱自清是闻先生的知音。政治上他们是战友，1945年国共两党重庆谈判，西南联大十位教授联名致信蒋介石放弃内战力争和平，十位教授中就有闻一多与朱自清。私交上他们是能以生死相托的知交，闻先生遇刺后，就是朱自清先生将闻先生的遗稿整理结集出版。性情上，他们一位锋芒毕露，一位则内敛温和。闻先生与朱先生的围绕着中国书信的“敬语”之争，其实已不完全是纯粹的学术之争，本质上已是一个文化之争。朱先生是一个谦谦君子，雍容大度，与人为善，尽管他对闻先生“一概抹杀”式的断语不以为然，也只是以“保持沉默”以应对闻先生的“傲慢的微笑”。可在闻先生看来,“敬语”则是一份虚伪，是一份“中国式隐忍”。

闻一多曾给自己刻过许多图章，其中有一方是“叛徒”。他为别人题了词，也常盖上这方图章。他曾经解释道：“为什么叫‘叛徒’呢？因为我要做一个旧世界的叛徒！”由此足以见出，闻先生“傲慢的微笑”，不仅是对旧文化的傲视，也是对旧世界的无情嘲笑！

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闻一多先生曾一度置身学术，极少关心政治。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迁至云南昆明，闻一多先生随之南下。他曾带领很多学生从湖南步行至昆明，三千里长途，沿路所见，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国难当头，闻先生怎能再做他的“何妨一下楼主人”？怎能再自我麻醉于他的“一杯酒，一本诗”的诗酒人生？怎能对“寡妇孤儿抖颤的身影”熟视无睹？怎能对“又是一阵炮声，死神在咆哮”充耳不闻？《静夜》是诗人20世纪20年代的歌吟，《静夜》又何尝不是20世纪30年代诗人心迹的写照？诗人悲天悯人，《静夜》中的那一句“我的世界不在这尺方的墙内”，正是执教西南联大时的闻先生的内心独白。

诗人在他的象牙塔里再也无法安然了，他走出了个人的天地，于是诗人就这样成了坚定的民主斗士！成了旧世界的“叛徒”！

闻一多是诗人，是唯美派诗人，他对自己的诗歌创作异常苛刻。《七子之歌》他自认为并不能代表他的诗歌成就，从未将他选入诗集，但其中的《澳门之歌》却在他逝世50多年后澳门回归祖国时被谱曲，唱遍了中华大地。

殊不知这首歌曲有着他的《死水》《静夜》一样不朽的艺术魅力，因为《澳门之歌》就是诗人至真至纯的爱国赤诚的最自然最真挚的表白，就是诗人对异族侵略者的愤怒声讨。《澳门之歌》与其说是澳门这个被葡萄牙掠去的儿子向母亲的哭诉，倒不如说是诗人闻一多的椎心泣血的歌哭啊！

你可知“MACAO”不是我真姓？/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但是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你依然保管我内心的灵魂。/三百年来梦寐不忘的生母啊！/请叫儿的乳名/叫我一声“澳门”！/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诗人已逝，弦歌却不绝，这或许是对闻先生的魂灵的最大安慰。

二

大恨往往源于大爱。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

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

也许铜的要绿成翡翠，

铁罐上绣出几瓣桃花；

再让油腻织一层罗绮，

霉菌给他蒸出些云霞。

让死水酵成一沟绿酒，

飘满了珍珠似的白沫；

小珠们笑声变成大珠，

又被偷酒的花蚊咬破。

那么一沟绝望的死水，

也就夸得上几分鲜明。

如果青蛙耐不住寂寞，

又算死水叫出了歌声。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

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死水》

1925年，闻一多从美国留学归来，《死水》即写于这一年。人们不解，学成归国意气风发踌躇满志的闻先生为什么将中国比喻成“一沟绝望的死水”？又为何愤激地断言“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进而绝望地长叹“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让我们截取几个历史的横断面，就能找出答案。

1925年5月15日，日本资本家雇佣巡捕，枪杀了顾正红，这一事件激起了社会各界对帝国主义的愤怒。5月30日，数千名工人、学生、群众前往租界组织反帝大示威，遭公共租界巡捕镇压，当天开枪打死13人，打伤40多人，逮捕49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五卅惨案”。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数十所学校共五万多人，于6月3日下午示威游行，并在天安门集会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

1925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爆发，鲁迅反对章士钊、杨荫榆压迫学生与解散女师大。8月12日章士钊呈请段祺瑞执政府罢免鲁迅的教育部佥事职务。

1925年2月孙中山领导广东革命政府举行第一次东征，10月14日革命军攻下了广东军阀陈炯明的巢穴惠州城。

1925年11月，浙江军阀孙传芳联合闽、赣、苏、皖等省军阀将奉军驱逐出江苏、安徽和淞沪地区。奉系与冯玉祥的国民军的关系也日趋紧张，同年11月下旬，驻守河北的奉系将领郭松龄在冯玉祥的策动下率部倒戈，向奉天省会沈阳推进。张作霖得到日本的支持，郭兵败被杀。

1925年11月，被冯玉祥将军誉为“飘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的著名报人邵飘萍，以他主持的《京报》为舆论阵地，并施展他“布衣之宰相，无冕之王”的杰出的影响力，劝说郭松龄倒戈反对张作霖，进而又促成了郭松龄与冯玉祥将军的联合。张作霖对邵飘萍仇恨万分，1926年张作霖攻入北京城，悬赏缉拿邵飘萍。1926年4月26日，邵飘萍遇害。

帝国主义在中国为所欲为杀人如麻，国内军阀为争夺势力范围、攫取国家大权干戈不息，像鲁迅先生一类的进步知识分子因反独裁、争民主都身受迫害，信奉自由主义的独立报人最后落得个身首异处。1925年的中国是一个兵连祸结的中国，是一个万马齐喑的中国，是一个异族横行的中国，是一个饿殍遍野的中国。

为什么闻先生在《死水》中有如此的大恨，有如此的愤激之语，因为闻先生对祖国有着大爱！读了先生的激情如火山岩般喷涌而出的诗歌《一句话》，你就会明白闻先生对祖国爱得多么炽烈与深沉。

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祸/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你猜得透火山的缄默？/说不定是突然着了魔/突然青天里一个霹雳/爆一声：“咱们的中国！”

这话叫我今天怎样说？/你不信铁树开花也可/那么有一句话你听着/等火山忍不住了缄默/不要发抖，伸舌头，顿脚/等到青天里一个霹雳/爆一声：“咱们的中国！”

邵飘萍因爱国而横遭祸殃，鲁迅先生因爱国而备受迫害，怀揣一颗“咱们的中国”的爱国之心，反遇灾祸，这就是当时的现实。但闻先生坚信“咱们的中国”所激发起的爱国之情，所激励起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报国之志，会化作令敌人发抖咋舌的恐惧的力量。

《死水》中有大恨，其实那一份大恨，又何尝不是闻先生对祖国的赤子之爱火山般缄默之后突然如晴天霹雳般的爆响呢？

如果说爱国是闻一多先生大爱的底色，那么爱人民又是这份大爱的自然延伸。

闻一多的《祈祷》也是我百读不厌的诗作，相信也是所有热爱闻先生的读者的最爱。

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启示我，如何把记忆抱紧/请告诉我这民族的伟大/轻轻的告诉我，不要喧哗！

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谁的心里有尧舜的心/谁的血是荆轲聂政的血/谁是神农黄帝的遗孽。

告诉我那智慧来得离奇/说是河马献来的馈礼/还告诉我这歌声的节奏/原是九苞凤凰的传授。

请告诉我戈壁的沉默/和五岳的庄严？又告诉我/泰山的石霤还滴着忍耐/大江黄河又流着和谐？

再告诉我，那一滴清泪/是孔子吊唁死麟的伤悲？/那狂笑也得告诉我才好，——

庄周，淳于髡，东方朔的笑。

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启示我，如何把记忆抱紧/请告诉我这民族的伟大/轻轻的告诉我，不要喧哗！

谁能告诉我，怎样的人才是中国人？闻一多先生在祈祷！中国人的心底应该有一颗“尧舜的心”，闻一多先生如是说。那么“尧舜的心”又是一颗怎样的心呢？那就是以天下苍生为念的仁德之心。

1945年5月2日晚，西南联大新诗社举办诗歌朗诵晚会，同学们朗诵了许多歌颂抗战反映现实生活的富有战斗性的诗篇。闻一多先生应同学们的热情邀请，也朗诵了一首诗，那就是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朱自清先生对闻先生的这次朗诵追忆说：“他的演戏的才能和低沉的声调让每一个词语渗透了大家。”艾青的叙事抒情诗《大堰河》，表白的就是对千千万万生活在封建社会最底层的劳动人民的挚爱。闻先生没有朗诵别的诗篇，独独选择了艾青的《大堰河》，说明了什么？而且闻先生还朗诵得那么声情并茂、催人泪下？因为闻先生被《大堰河》中所蕴含的悲天悯人的情怀强烈地打动了，因为闻一多先生与艾青先生一样有着一颗“尧舜般”的悲天悯人的心。

今天，我终于明白了闻一多先生为什么于《唐诗杂论》中，会那样对杜甫一往情深，会那样对杜甫尊崇不已，会那样倾注心血为杜甫写出洋洋几万言的《少陵先生年谱会笺》，会以那样诗性的文字写出绝美的散文《杜甫》。这样绝美的文字是不能不品读的：

“在书斋里，他自有他的世界。他的世界是时间构成的；沿着时间的航线，上下三四千年，来往的飞翔，他沿路看见的都是圣贤、豪杰、忠臣、孝子、骚人、逸士——都是魁梧奇伟，温馨凄艳的灵魂。久而久之，他定觉得那些庄严灿烂的姓名，和生人一般的实在，而且渐渐活现起来了，于是他看见古人行动的姿态，听得到古人歌哭的声音。甚至他们还和他揖让周旋，上下议论；他成了他们其间的一员。于是他只觉得自己和寻常的少年不同，他几乎是历史中的人物，他和古人的关系比和今人的关系密切多了。他是在时间里，不是在空间里活着……只是杜甫和李白的秉性根本不同：李白的出世，是属于天性的，出世的根性深藏在他骨子里，出世的风神披露在他容貌上；杜甫的出世是环境机会造成的念头，是一时的愤慨。两人的性格根本是冲突的。太白笑“尧舜之事不足惊”，子美始终要“致君尧舜上”。

读了这样的文字，你才会明白，即使置身书斋中的闻先生所钟爱的诗人，为什么也会是关心民生疾苦、脚深深地扎根在苦难的土地上的如杜甫那样的诗人了，因为闻先生爱的就是杜甫“致君尧舜上”的那份悲悯情怀。正因为如此，闻先生在他的《杜甫》一文中才会这样评判：“上下数千年没有第二个杜甫（李白有他的天才，没有他的人格）。”

也只有理解了闻先生这份悲天悯人的情怀，你才会读懂闻先生的弟子黄秋耘先生的《行吟阁遐想》中的文字：

不知道为什么，对于屈原，我有一种“旷百世而相感”的特别感情。从少年时代起，我就爱读《离骚》，每读到“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时候，总是“唏嘘而不可禁”。不过，我真正理解屈原的精神和《离骚》的真谛，还是在直接受到闻一多先生的教诲以后。

说起来，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时我在北平清华大学读书，闻一多先生主讲的《楚辞》是我最喜欢的功课之一。闻先生上课是不拘形式的，别的教师都在日间上课，他偏偏把课程排到晚间。我还记得，每当华灯初上，或者皓月当头，他总是带着微醺的感情，步入教室，口里高吟着：“士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可为真名士！”接着，他就边朗诵，边讲解，边发挥。时而悲歌慷慨，热泪纵横；时而酣畅淋漓，击节赞赏。与其说闻先生是以渊博的学识、翔实的考证、独到的见解吸引着我们，毋宁说他是以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深沉的悲悯情怀感动着我们。1935至1936年间，敌人的铁蹄已经越过了长城。那时候，几千里锦绣河山，几十座繁荣城市，都已经遭受践踏。即使在那些暂时还没有沦陷的国土上，南瞻北望，又何处不是哀鸿遍野，民不聊生？这艰难的岁月跟屈原的时代是多么相像啊！因此，闻先生的孤愤高吟、长歌当哭，就更容易引发我们的共鸣同感了。有时候，我甚至感觉到：在闻先生的灵魂里就活着一个屈原，他好像就是屈原的化身。

“士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可为真名士”，读《离骚》，读什么？就是读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爱国爱民的精神。怎样的人才算是真名士，用今人的话来说，怎样的人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那就是必须有一颗爱国爱民之心。

这就是闻先生的大爱啊！

三

真名士，自风流！

《辞海》这样解释“名士”：特指以诗文著称，恃才放达，不拘小节的人。

闻先生不愧于名士，而且是“真名士”，是体现了大爱与大恨的真名士。

闻先生为文学史留下了不朽的诗集《红烛》《死水》，为学术史留下了《唐诗杂论》《中国文学史稿》《高唐神女传说》《伏羲考》等传世名著，可谓当得起名士的以“诗文著称”。

闻先生“恃才放达”“不拘小节”之事，更是不胜枚举。

1944年，西南联大老教授刘文典应滇南某土司的邀请为他的先人撰写墓志铭，一去即半年不返。时任中文系主任的闻先生征得校长梅贻琦的支持将刘文典解聘，王力、朱自清等教授随即为刘文典说情。王力等人说：“老教授于北京沦陷后随校南迁，还是爱国的。”闻先生既不看僧面，也不顾佛面，大发雷霆：“难道不当汉奸就可擅离职守，不负教学责任吗？”

刘文典被解聘之后，同年被云南大学聘为教授。7月10日西南联大、中法大学、云南大学三校的文法学院的主任、教授讨论《部颁课目表》如何修改。闻一多在会上发了言，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吴宓教授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述：

（闻一多）痛斥各大学之国学教法，为风花雪月、作诗作赋等恶劣不堪之情形，独联大翘然特异，已由革新合时代云云。又盛夸其功，谓幸得将恶劣之某教授（典）排挤出校，而专收烂货、藏垢纳污之云大则反视为奇珍而聘请之。

闻一多先生痛斥刘文典且不说，竟然直言不讳一箭双雕兼骂兄弟学校，中国人所褒扬的谦恭礼让闻先生全置之不顾。他出言无忌，犹如不被甲胄的斗士，不设防的城池，其特立独行不拘小节由此足见一斑。

对于“刘文典事件”，闻先生表现出的“狷狂”，连他的至交朱自清先生也感到难以理解。朱自清先生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一多痛骂刘叔雅先生(即刘文典)，口气傲慢。刘是自作自受，尽管闻的责骂对于一个同事来说太过分了。他还说他不愿意再为他人服务，意思是在暗讥我的妥协脾气。”在温文儒雅的朱先生看来，闻一多先生的确太“傲慢”“太过分”了。中国人以含蓄为美，以儒雅为美，以谦恭为美，闻先生反其道而行之，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挑战，也无怪乎闻一多先生会给自己刻上一方“叛徒”的私章。

闻先生在为人上似乎不近“情”，但处事上却合乎“理”。正因为如此，在闻先生看来，一个西南联大的教授为了土司的银币竟然可以擅自离职半年，去为土司的先人撰写墓志铭，去为那些曾鱼肉百姓的亡灵歌功颂德，那么一个“士人”、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何在？西南联大是国难当头时中国文化、中国科学留下的火种啊，一个个西南联大的教授就该是一个个播火者啊，一个个西南联大的教授就应该是站在那个时代罡风苦雨中的一座座雕塑啊，怎能见利而忘记自己的大担当、大职守呢？或许也正是从这个角度上看，朱自清先生也不得不说“刘是自作自受”。

其实刘文典教授也算得上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在为土司做墓志铭这件事上他没能做到“贫贱不能移”，但历史上的刘文典还是展露过“威武不能屈”的风骨的。今人徐百柯在其《刘文典：世上已无真狂徒》一文中有一段精彩的描述：

1928年，蒋介石掌握大权不久，想提高自己的声望，曾多次表示要到刘文典主持校务的安徽大学去视察，但刘拒绝其到校“训话”。后来，蒋虽如愿以偿。可是在他视察时，校园到处冷冷清清，并没有领袖所希望的那种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场面。一切皆因为刘文典冷冷掷出的一句话：“大学不是衙门。”

后来安徽发生学潮，蒋介石召见刘文典。之前刘氏曾有豪言：“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见面时，刘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蒋很是不满。进而两人冲突升级，刘文典指着蒋介石说：“你就是军阀！”蒋介石则以“治学不严”为由，将刘当场羁押，说要枪毙。后来多亏蔡元培等人说情，关了一个月才获释。

刘文典先生看重知识分子“威武不能屈”的品节，恃才傲视大独裁者。闻一多先生解聘刘文典也正是因为刘文典在为土司做寿文之事上失去了一个知识分子“贫贱不能移”的操守，所以才毫不留情地将刘文典解聘。

“士”看重自己的品节犹如看重自己的脸。闻先生在西南联大任教时，生活又何尝不艰难，他有五个未成年的子女须他抚养，又加上战时物价飞涨，闻先生一度也曾于课余治印卖钱贴补家用。镇压昆明学生运动的祸首之一——国民党云南代主席李宗璜附庸风雅，曾许以优厚的润例请闻一多先生刻印，闻先生断然拒绝。

闻一多先生之所以将“真名士”理解为“士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可为真名士”。就是说一个“真名士”心中一定要有“大爱”，有屈原那样的忧国忧民之心，爱国爱民之心，如果只停留在一般意义上的“恃才傲物”“不拘小节”，是绝对称不上“真名士”的！

闻先生没有林和靖“梅妻鹤子”超脱现实的那股名士气，没有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回避现实的那股名士气。闻先生有的是苏东坡那样的“腹有诗书气自华”的俊逸之气，有的是杜樊川那样的“千首诗轻万户侯”的傲岸之气，有的是祢衡击鼓骂曹那样的狷介之气，有的是荆轲让风云变色、江河生寒的豪侠之气。

无怪乎闻先生会如此饱含深情礼赞祢衡：

猖狂的鼓声在庭中嘶吼/主人的羞恼哽塞咽喉/主人将唤起威风，呕出怒火/谁知又一阵鼓声扑上心头/把他的怒火扑灭在心头/叮东，叮东/这鼓声与众不同——/象鱼龙走峡/象兵甲交锋/这鼓声与众不同/叮东，叮东/不同，与众不同/不同，与众不同！

堂下的鼓声忽地笑个不止/堂上的主人只是坐着发痴/洋洋的笑声洒落在四筵/鼓声笑破了奸雄的胆子/鼓声又笑破了主人的胆子/叮东，叮东/这鼓声与众不同——/席上的主人/一动也不动/这鼓手与众不同/叮东，叮东/定当与众不同/定当与众不同!

白日的残辉绕过了雕楹/丹墀上没有了双双的桐影/无聊的宾客坐满了西厢/高堂上呆坐着他们的主人/高堂上坐着丧气的主人/叮东，叮东/这鼓手与众不同——/惩斥了国贼/庭辱了枭雄/这鼓手与众不同/叮东，叮东/真个与众不同/真个与众不同！

这是闻一多先生发表于1925年3月10日《小说月报》上的长诗《渔阳曲》中最后三节。祢衡佯狂击鼓骂曹，“惩斥了国贼，庭辱了枭雄”，最后被曹操借黄祖之手而加害。祢衡的身上有着一股哪怕玉石俱焚、哪怕杀身也要成仁的英杰之气，闻一多先生那名垂千古的《最后一次讲演》又何尝不是闻一多版的“击鼓骂蒋”呢？

现在我们终于明白闻一多先生为什么在李公朴先生的追悼大会上，面对国民党特务的手枪会拍案而起，会厉声质问“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站出来”，会无情地斥骂“某集团”杀害李公朴先生是“无耻”，会断言“历史上没有一个反人民的势力不被人民毁灭的”，会大胆地将蒋介石与希特勒、墨索里尼相提并论，会预言“我们的光明就要出现了，我们的光明，就是反动派的末日”！

闻先生的血管里流淌的是就是荆轲的血啊！闻先生胸膛里跳动的就是尧舜的心啊！这就是大恨大爱的闻先生啊！

只可惜闻先生的“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真的成了谶语，只可叹闻先生“谁的血是荆轲聂政的血”也成了谶语！这倒让我想起了谭嗣同的那句名言：“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什么样的人才是中国人？谭嗣同、闻一多为我们做出了回答！

值此闻先生殉难六十一周年之际，谨以此文献给大恨大爱的闻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