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和红卫兵为什么互相打

红卫兵和红卫兵为什么互相打

早期，即1966年夏季起，红卫兵是各地中学、大学，以及各个单位的青壮年在各自单位自发的组织，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组织，互不隶属。

在一个单位内部存在不同的自发红卫兵组织，组织之间由于立场观点差异，而互相公开辩论斗争----大鸣大放大字报；每一个红卫兵组织都公开拥护党中央，听从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指示，反对社会上和本单位的修正主义份子、走资派。随后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出现了当地各派红卫兵的革命大联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随后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组织大联合，以及红卫兵全国大串联行动。

后期，在1969年以后，各地的红卫兵组织成为中学的最大的中学生日常组织，归本地区本单位的革命委员会、团委直接领导。按照一定的手续办理人员的加入和除名；并且佩带由当地统一发行的红卫兵的胸章或臂章。直到1978年左右当时的中央公开决定各地结束红卫兵组织的活动。同时红小兵也结束活动。中学生的活动归入共青团负责，小学生的活动归共青团负责，并且改名称为少先队。

根据时间、出身和政治主张，大概可以分为：

老红卫兵

也称老兵，最早的红卫兵，是1966年夏季头几个月出现的红卫兵，干部子弟，血统论出身论。联动。文革后不久很快失势。

保守派

老红卫兵的效仿者，1966年夏季后几个月开始出现的红卫兵组织。绝大部分是出身好的。依靠地方党组织和工作组。

造反派

红卫兵运动的主流。1966年夏季后几个月开始出现的红卫兵组织。绝大部分是出身好的红五类。主张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在红卫兵组织联合夺权----本单位本地区的领导权力以后，造反派进入夺权以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典型蒯大富等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

极左派

新思潮，基本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批判者。典型长沙杨曦光《中国向何处去》。

以上所列“各派”也不是一体，而只是具有大致相同的特征。早期红卫兵最大的特征就是没有统一的组织。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

1966年8月27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即第一司令部，简称“一司”）；9月5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即第二司令部，简称“二司”）。一司、二司是由一些高等院校中的多数派组成的，他们的基本态度是保老干部。9月6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作为一司、二司的对立面，三司是由高等院校中的少数派组成的，他们的基本态度是造各级党委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反。

三个司令部之间的斗争非常复杂。争论的核心问题是“革”与“保”。中央文革小组越来越明显地支持三司，这样一来更是加剧了三个司令部之间的激烈斗争。由于有中央文革的支持，参加三司的群众组织越来越多，三司在全国的名声越来越大。在名声显赫的五大红卫兵领袖中，三司司令蒯大富的名声雄踞榜首，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三司的影响和感召力。

1966年底之后，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组织继续分化、动荡、组合。最为人所熟知的是天派和地派。

天派：以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北航“红旗战斗队”为首；

地派：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北师大“井冈山公社”、清华大学“井冈山公社”为核心。

天派和地派的矛盾十分激烈，最后导致了动枪动炮的惨烈武斗。说起原因来，很是复杂。

中学里的各红卫兵组织

在中学里，各红卫兵组织也分化组合，成为三大派系：“四·三派”、“四·四派” 和“老红卫兵派”。

“老红卫兵派”由文革初一批最早造反的红卫兵组织构成，如清华附中红卫兵、北京八中红卫兵等。这些“贵族学校”的红卫兵是最早造反又最先倒戈的一拨人。其组织形式主要有“联动”、“西纠”、“东纠”等。

“老红卫兵派”作为一种政治力量退出历史舞台后，北京中学的红卫兵组织主要分为“四·三派”和“四·四派”。“四·四派”：他们以1967年4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的一篇讲话为旗帜，主张复课闹革命，肯定绝大多数红卫兵组织是好的。“四·四派”后来构成了带有执政色彩的“首都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的主流。“四·三派”以1967年4月3日中央文革小组的另一篇讲话为旗帜，他们大多是被运动排斥、不允许参加红卫兵组织、甚至受到各种冲击的中学生，其家庭背景要么是知识分子，要么是“黑五类”或者“黑七类”，要么是家属和亲友中有这样那样历史问题。当时，红卫兵组织中的混乱普遍存在。

北京市率先起来造反的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的老红卫兵们，向社会散发了《红卫兵紧急呼吁书》。该《呼吁书》中说：“我们向全市真正革命的红卫兵、红旗及其他左派组织呼吁：一、各校真正的左派联合起来，行动起来，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严格禁止乱打人，耍流氓，破坏国家财产等坏行为。提高警惕，监视、管制反革命分子，不许他们乱说乱动；二、毫不留情地勒令那些故意破坏党的政策的混蛋们滚出红卫兵、红旗及其他真正的左派组织，假左派组织一律解散！今后谁还胆敢破坏党的政策，我们绝不答应……”

北京市八中、四中、六中等31所中学的红卫兵代表在北师大附中集合，发起并成立了第一个跨校际联合性的红卫兵组织，命名为“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不久，海淀区、东城区红卫兵也相继成立了“东纠”、“海淀分队”等跨校际的红卫兵组织。

西纠等红卫兵组织的真实想法和用意，是按照毛泽东关于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指示，用纠察队去纠正、控制某些红卫兵组织无法无天的混乱局面。

西纠等红卫兵组织的成立，很快得到了周恩来、陶铸、王任重、廖承志这样一些尚在台上的“稳健派”的支持。周恩来通过当时的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周荣鑫，为红卫兵纠察队提供了房屋、电话、交通工具和印刷设施，甚至还包括红卫兵冬夜值班所需要的军大衣。西纠等红卫兵纠察队还受周恩来的嘱托，在运动中保护了诸如宋庆龄、何香凝、郭沫若、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程潜、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等民主爱国人士的宅第安全和人身安全。

1966年11月27日，在北大附中教学二楼的一间会议室里，正酝酿一项重要的决定。参加会议的是北大附中、清华附中、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工业大学附中、八一学校等海淀区十几所中学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他们大多数是革干、军干子弟，历史的使命感和严峻的现实使他们紧紧地抱作一团，努力要形成一只铁拳头，准备朝他们认为应该打击的地方打过去。

关于这个组织的名称，会议上进行了一些推敲。有提议叫“红卫兵第四司令部”的，以示与蒯大富的“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相抗衡；也有的提议叫“造反兵团”，意思是要再造一次那些一窝蜂出现的造反派的反。经过协商，大多数人赞成用“联合行动委员会”的名字，并且在前面加上“首都中学红卫兵”的字样，和大学红卫兵有所区别。

经过几天的筹备，“联动”宣告正式成立。当天夜里，“联动”成员冒着刺骨寒风倾巢出动，四处张贴标语和《“联动”宣言》。北京工业大学附中邹建平等人竟爬上了几十米高的西直门城楼，用几十张大字报纸刷成了一条巨幅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

“联动”成员大多有背景，是“红色贵族”，在文革初期他们秘密成立红卫兵组织，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更是出尽了风头，有浓烈的优越感。可是那些大学中的红卫兵更非庸常之辈，他们是在人生道路上经历了种种拼搏之后，才跨进大学门槛，考进高等院校的，他们并不把“红色贵族”怎么放在眼里。何况，“联动”成立前后，其前身主体“西纠”、“东纠”等红卫兵纠察队组织大搞“红色恐怖”，打人抓人甚至杀人，在北京城的群众中造成了不良影响。

在“联动”组织的冤家对头、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出版的红卫兵战报《井冈山》上，有“联动”六冲公安部的记载。

以首都中学红卫兵为主，在北京召开了“彻底批判‘联动’大会”。接着，“联动”设在北京101中学、北京工业学院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师大附中、人大附中、十一学校、八一学校等校园内的“联动”据点先后被摧毁，分散在上海、沈阳、武汉、南京、广州、长沙、新疆等全国各地的“联动”力量均遭到镇压，大批“联动”头头被逮捕。

北京建工学院红卫兵

“文化大革命”初期，刘少奇曾在北京建筑工程学院蹲点。刘少奇被打倒以后，建工学院的造反派多次要求批斗刘少奇。

1967 年4 月下旬，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等组织成立“揪刘联络站”。6 月3 日，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到中南海游行示威，要求党中央将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交给他们批斗。他们后来又在“揪谷”的旗帜上加了“揪刘”的字样。此后，“新八一战斗团”等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揪刘火线指挥部”，并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表示要“坚决揪出刘少奇”。

建工学院新老“八一”的行动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和鼓励，很快引起了北京各大中学校及各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造反派的纷纷仿效。

北京钢铁学院红卫兵

在北京是有过反周总理的“五一六”造反兵团，1967年5月底北京钢铁学院的张建奇（旗）为首成立了“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兵团”，6月2日，张建奇（旗）就贴出给周总理的一封“公开信”，提出23个问题责问周总理，大字报贴在了许多地方。紧接着，大概是6月14日，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兵团”的头头刘令楷与张建奇（旗）等人，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筹划成立了“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 1968年的时候，外国语学院“红旗”造反派成员章含之向毛主席写信，告市里谢富治的状（谢当时兼任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她说谢富治支持的一派“六一六兵团”是反周总理的，是反周保谢的，海军宣传队进驻外国语学院后一屁股坐在“六一六兵团”一边。1968年，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成员。

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

“八一纵队”和“八一野战团”

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八一纵队”和“八一野战团”，连续贴出《一问中央文革小组》、《二问中央文革小组》、《三问中央文革小组》和《也问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字报，对中央文革小组支持“少数派”却没有注意团结其他红卫兵，甚至扩大了红卫兵之间的矛盾的做法提出了质问。大字报说：“最近又有一些人采用新的形式，继续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把另一批人打成‘反革命’、‘右派’、‘保皇派’、‘修正主义分子’等等，并且全国通缉，四处捉拿，封街道，开斗争会，搞人身攻击，与前一阶段比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央党校的两派红卫兵

分别是“红战团”和“红旗”

运动之初，两派都刷出大标语：“我们坚决拥护康老！”“谁反对康老，我们就和谁血战到底！”

1967年1月中旬，清华大学校园里出现了相当数量的“揭发康生罪行”的大字报。

这批大、小字报贴出后不久，中央党校“红旗”的头头即得到消息，立刻驱车前往中南海钓鱼台，要向江青面奏。

康生作出了以下部署：

第一，明确宣布“红战团”是反动组织，立即取缔；

第二，立即逮捕“红战团”的几个反动头头，抓人由公安部负责；

第三，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红卫兵组织，来对付“红战团”；

第四，要向蒯大富明确宣布，“红战团”是反动组织，不准暗中支持。

陈伯达自告奋勇：“由我向蒯大富宣布这次会议的决定。”

其他

重庆师专“排炮”和“轻骑”两个红卫兵组织，

“8·15”派与“反到底”派

“广西一司”、“广西八·三一”、“狂飚”、“井冈山”、“东方红”

“红卫兵联络站”、“广西红总”、“5·25” “4·22”

南宁一中，因广西大学“革联”组织械进驻一中，说是要指导“兵训”，遭到一中“联指”派“红卫兵团”反对。过后，一中另一组织“指点江山”被300多人围攻，发生严重武斗，要求声援。结果，“工总”和部分学生、群众500多人赶来，很快，“4·22”组织数百人推倒学校围墙冲入院内，割断电源，包围了教学大楼和一部分教室。“联指”派组织人员也前来声援，双方互扔石头、砖块如雨。之后，又有双方后援者不断赶来参加武斗，其中有不少是工人。

“红色公安”、“一摸三揪”等组织与郊区农民共600多人，围攻“工总”一码头，后围攻者达2000多人，造成重大伤亡。在此前后，“联指”组织1000多人

姚登山以英雄的形象出现在北京的政治舞台上。很快，他成了“五·一六兵团”的重要头目之一。

1967年底，一个名为“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组织”（简称“省无联”）的组织，以《我们的纲领》为题，发表了一篇《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轰动全国。文章中提出，要建立“中华人民公社”，实行红卫兵自制。

9运动特征

简介

红卫兵运动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发展起来的，它主要是由一群单纯、热血沸腾和政治挂帅的大、中学生组织起来的，随着红卫兵“北上、南下、东征、西进”的大串联如火如荼地展开，红卫兵运动逐渐远离了它的初衷，从而严重地困扰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正常次序的维护。它的特征具体表现为：

崇拜性

红卫兵对偶像的崇拜，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是维系千百万红卫兵的精神纽带，一切传统和现实的社会思想、准则以及一班的社会习俗，都以毛泽东教导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因此，无论红卫兵中什么派别、组织都是以对毛泽东的无限忠诚为旗帜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不是红卫兵组织的目的，而是红卫兵组织的手段。

破坏性

红卫兵运动最流行的语言是：不破坏一个旧世界，就不能建立一个新世界。红卫兵运动对于物质和精神的破坏是繁杂的、无目的和无序的，他们的破坏涵盖着政治上的冲动、青春期反叛心理的表现和缺乏理性的情绪宣泄。同时，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否定，以“破四旧，立四新”去创造一个水晶般纯洁的社会，在对“走资派”、“牛鬼蛇神”进行肉体打击和精神折磨时，他们给未来编造了一幅空幻的蓝图。

空幻性

红卫兵运动具体表现在缺乏理性精神，他们的思想和行为过于情绪化、观念化和绝对化，阶级感情、思想道德被看成是第一位的。红卫兵的幻想一般来说其出发点是好的、是善意的，可惜的是，他们的观念不是以事实为依据，而是被畸形的政治宣传所困惑。他们的绝对化体现为，没有民主的论争与科学的分析，只有绝对的专制和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