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愿春永在，波长平

1966年夏末，著名文学翻译家傅雷和他的夫人朱梅馥，遭受极左路线的狂暴迫害，同时含冤死亡。他们有两个儿子，都不在身边，大儿子傅聪远在国外，小儿子傅敏在北京工作。当时，只有傅雷夫人在上海的胞兄–我的姨父，和我的姨母，以及与傅雷夫妇朝夕相处多年的老用人菊娣，三人得到通知到场。

一个寒冷的晚上，我们在家等待一位陌生的来客

傅雷夫妇死后四个多月的一天，突然有一个戴着大口罩的姑娘出现在菊娣阿姨面前，她说姓高，是傅雷夫妇的寄女，打听他们的亲属。

不久，那个戴大口罩的姑娘又出现在一位老太太即傅雷的远房婶母面前，提起傅雷夫妇的骨灰，这个头脑清晰而又疑虑重重的老人说了声：“你到底是什么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就伸手去拉大口罩。“喔!”姑娘往后一退，说声“对不起”就转身离开了。

冬，该过而未尽；春，应到而不来。一个寒冷的晚上，还没有什么震响打破夜静，姨妈和我心情复杂，在家坐着等待一位陌生的来客–有人打来过奇怪的电话，写来了一封字迹劲秀感情诚挚的信，为的是傅雷夫妇的后事，信上没有具名。

快十点钟了，楼底下隐约传来几阵不重的叩门声和开门声。我想，陌生客果然如约而至了。轻微的脚步声上了楼，来客大约已经停留在二楼房门外，不等敲门，姨妈就从椅上起身，三脚两步过去把门打开。室外过道里没有灯，借着室内的灯光，出现一张特大的白口罩，和一对见到人后马上低垂下来的大眼睛。

啊，果真是一个年轻的姑娘!

我说不清楚她是陌生还是心怯，是惶惑还是恐虑，瑟瑟缩缩站在门外。

“噢，同志，是你写的信吧，请里面来。”姨妈用小声平静的口气，让客人进房。

“谢谢。”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她迟疑了一下，缓步跨进门槛，随手回身关上了门，就在房门口站定了。

我也站了起来，打量起她：瘦小的身材，一件陈旧的深蓝色布上衣，一条深色的长裤，一双普普通通的黑布鞋，一头短发。在这样的寒天里，浑身上下给人一种单薄的感觉。

她没有对房内看一眼，就和姨妈断断续续轻声说起话来：

“我冒昧前来的目的，信里已经写明白了，我读过傅雷的书，听过傅家的琴，唉，他们一家子!”

她低垂着头，说到这里突然抬起头来望着姨妈，声调提高，语气坚定得几乎有些执拗：“我到火葬场去找过他们的骨灰，听那边人说，如再无人认领，要处理掉了。但是，认领要亲属出面，我没有这个条件，只好来找你们。你们可以把骨灰盒取出来转存到西郊吉安公墓。”说着，说着，她声调低沉下来，嘟哝了一句：“要不，儿子回来，连父母的骨灰也看不到了!”我注意到了她那双眼里的泪光，姨妈沉吟起来。

“我们也考虑过，这是一个难题，不瞒你说，我们家也快到今天不知道明天的地步了。”姨妈沉思了一会儿，又说：“同志，你叫什么名字，家离火葬场不远吧?请坐下详细谈。”

“我姓高，伯母，人家对我说你们心地和善，才再来找你们。我也想到你们的困难，如果相信我，可以委托给我去办，我没有什么可顾虑的。”她顿一顿，又加重语气说了句：“应当尽快去办理。”

她既没有回答询问，更没有详谈自己，始终站在近门处的角落里，没有摘下口罩，也没有走过来坐下。高个子的姨妈也一直站着，微驼着背侧着头倾听。听罢，姨妈说道：“你讲的我都明白，好吧，明天一早就让我这个侄儿和你一同去办理吧，谢谢你!”

姑娘神态松快了些，看了我一眼，点点头，我们约定了会面的时间和地点。

姑娘的小包内，只有孤零零一张一元的钞票

第二天早晨，轻雾蒙蒙，云层很厚。我在胶州路转角上见到了那个仍旧戴着大口罩的姑娘。她穿得还是那样单薄，手里多了一只布质的提袋。

我上前招呼，姑娘点点头就在前面引路了。

进了火葬场，她去办理领取手续，交涉了好久，我们才看到了两只暗红色的、没有照片、没有名字的骨灰盒，她把两只骨灰盒审视了一下说：“我们送走他们吧。”说完捧起一只骨灰盒放进了自己的提袋，又把另一只骨灰盒放进了我的提袋，仍旧由她带路往西郊去。

上了车，她掏出一只小小的搭扣手包，打开手包要买车票，我偷眼看去，那小包内只有孤零零一张一元的钞票。我赶紧说：“不该你买，我这里有。”她也不勉强。

我们换了几次车，步行了几段路，下了最后一段公共汽车。看来她累了，在路边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胸脯起伏着直喘粗气。

“你累了吧?”我带着歉意问。

“嗯!”

“你很衰弱，有病。”我几乎像个医生那样肯定。

“唉!已经多年了。”姑娘叹口气说，“现在一个身强力壮的人说死就死了，像我这样病弱的人，生命的价值更低了，好，不谈吧。”姑娘站起了身。

走过一座人群乱哄哄的公墓工地，拐进了一条乡间小道。村舍旁刚好有一个洗衣台，我建议再休息一会，我们就在石墩上坐了下来。这时，云隙中漏出一缕阳光，我感觉身上有了一些暖意。

我望望姑娘，问她：“你真热心，高同志，怎么对傅雷一家这样熟悉?”

姑娘吁了一口气，低声慢慢说道：“不能说熟悉，说来也说不清楚，我从小喜欢文艺，早上上学，晚上回家，经常听到他们家的琴声，它有时使我误了上课，忘了回家，后来知道那是傅雷的家，他们一家人都会弹琴。”童年时代的欢快心情，在她光闪闪的眼神里表露了出来，她继续说下去：“我因为身体不好，很消沉，只有书本和音乐是我唯有的安慰，可是，就那么一天，我走到那里，门上和围篱上贴满了标语和大字报，他们死了!”她闭一闭眼，垂下了头。

“你认识他们吗?”我问。姑娘摇了摇头。

我很惊奇，更直率地问起来：“就这样，你就?”我没有说下去。

姑娘立刻反问了一句：“我这样做不对吗?”

“不是这个意思，可是……”我想说下去。

“走吧，办事情去吧!”姑娘打断了我的话。

我们又慢慢步行了刻把钟，来到几排平房跟前。她带我走进顶头一间办公室内，对办事人说了来意，听到死者是傅雷，办事人看了我们一眼问：“你们与死者什么关系?”“亲戚。”她这样回答。

她转手替我付了寄存费，办事人把两张骨灰寄存证交到她手里，她审视了一下转交给我，说声：“要放好。”看我把它放进了上衣口袋，才移开了目光。

随着工作人员走进后面平房里，我们在成行成列高高的搁架夹弄中穿行。走着，姑娘似乎看到了什么，停下步子，指着搁架对我说：“你看，顾圣婴，她!”她的眼神里似乎又增添了一层忧伤。旁边搁架里齐眼的地方，并排放着三只有照片的骨灰盒–那位年轻的女钢琴家和随着她同归天国的母亲和弟弟。“前天刚送来，她们是开煤气死的。”旁边的工作人员插了一句，他指指近边的搁架说：“放在上层。”

姑娘叹息一声，对三只骨灰盒又端详了一会儿，才移步向前。到了地点，我从不远处搬来一架小木梯，我们取出了两只骨灰盒，她掏出一方洁白的手绢，轻轻拂拭掉了盒上的浮尘。她踏上几级小木梯，把我递给她的盒子平平正正放好，走下了小木梯。

我放回小木梯转身过来，先听见姑娘的啜泣声，后来她就倚在搁架旁边痛哭起来。我也心里一酸，赶紧掏出手帕走到搁架尽头处擦泪。

姑娘哭得那样伤心，哭了很久，我不得不走过去劝止她。

我们离开了公墓，踏着坎坷不平的泥路，都不说话。这段路好像比来时更长，走着走着，终于又走到了来时经过的那片墓地。现在，我们都看清楚了，原来乱哄哄的人群是在掘坟。

我们乘车到了市区，我说步行一段路吧!姑娘同意了，走到新华书店门口，她放慢了步子，眼望着书店的橱窗，自言自语嘟哝起来：“巴尔扎克没有了，雨果没有了，罗曼?罗兰也没有了，都没有了……”她住了口，回头对我说：“刚才两张寄存证放好了吗?”

“放好了。”不是她亲眼看着我放进衣袋的吗?

我们在静安寺附近分手。

过了一个星期，我去看望骨灰，傅雷夫妇的骨灰盒前有人供上了一束馥郁的腊梅掺夹着几朵鲜艳的月季，存放室的同志大概一眼看出了我的特征似的说：“你的亲戚，那个戴大口罩的姑娘来过了。”

市上不再出售鲜花，这样的寒天，更不知从哪个暖房里弄来的月季花。啊!傅雷姨爹晚年日夜工作，足不出户，庭园里种些月季，成了他的爱好；再说，梅馥姨妈是腊梅花盛开的季节出生的。这是姑娘的深情，还是巧合?

姑娘拿了一只搪瓷杯和一只小布袋，在“造反派”挟持下走了 寒天没有过尽，“造反派”来抄了姨爹的家。不幸，姑娘的那封来信和两张骨灰寄存证也落到了“造反派”手里。

“造反派”天天光临，他们摆出一副“革命者”的姿态训斥：“你们身为共产党员，立场在哪里?哼，这样严重的问题，向公安机关报告了没有?”

他们一次比一次说得严重了：“这个问题，上海警备区司令部也知道了，有人竟敢写信到中央去要为傅雷……”那个为首的没头没脑地讲。

“她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我们一定要抓到她!”他们声色俱厉，咄咄逼人。

他们把事情描绘得那么复杂，我顶起嘴来：“人家是好人嘛!只不过是个会弹琴的姑娘，很简单，是出于同情心。”

“哼，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他们背诵起语录来了。

“你怎么知道她会弹琴，什么根据?”

“这有什么奇怪?我说起傅家有两架钢琴，她说她的琴老师家里有三架呢，就这么回事嘛。”

“好嘛，我们就找她的琴老师!”为首的那人接嘴了。

这样，我就被他们塞进一辆黑色小轿车，到派出所、公安局、音乐学院……

早出晚归，到处去查找。

一天上午，押着我找到中山公园附近一条里弄内，车子在一幢楼房前停下，五六个人前去叩门。

小轿车的到来，惊动了整幢楼。各层各户的窗子先后打开了，伸出一张张惊惶的脸，然后，又迅速把窗户严严地关上了。

“这里有没有姓吴的，在几楼?”

“没有。”门关上了，门又被叩响了，照旧这样问着，不知第几次了。

“在三楼。”有人应了一声。

门开了，五六个人一哄而进。我被带进了一套有三四个房间的居室。

零乱的家具，飞扬的纸张，一派已经抄过家的景象。母女两个人抖抖瑟瑟挤在一间放着两张单人床的小间内。一个大间里，三四架钢琴被堆在一起。

女主人姓吴，是琴老师，五十开外年纪。她记不起有过姓高的女学生。当然，“造反派”们要我交待姑娘的形象。“没有什么特别，身体瘦弱，步子很轻，眼睛很大，布衣布鞋，戴个大口罩，是个贫苦人家的姑娘。”我没好气地说。琴老师定了定心，想起什么来了：“你们没有搞错吗?有个姑娘倒有些像她，她是自己找到我这里来的，是个中学毕业生，我不收她费用，她帮我誊写琴谱，学琴很用功，她身体不好，已经很久不来了，我确实不知她家住哪里。”

“好，我们就到中学去找她。”带队的那人说。

时间已近中午，那伙人上饭店填饱了自己的肚子，我忘了带钱和粮票，也无人管，空着肚子被押着继续上车。

东一处、西一处查问，他们果然在一个学校查到了名字和地址，车子七转八弯开到了姑娘家。

我摸不清什么路、什么门牌，被五六个人拥押着进了房间，姑娘不在家，时间已是下午三点钟了。

一看来了那么多人，听到女儿出了事，父母吓慌了，父亲连连叹气，诉说起自己的艰难：“我经常失业，经常改行，现在做些誊写工作，我做不及大女儿帮帮我，小的几个儿女还在念书，一家几口，清苦日子，我只知她喜欢看书弹琴，不知道她在外面干了些什么。”母亲哭着诉说女儿的病弱和怪癖：“我这个女儿身体很差，一个月倒要病半个月，书本和音乐好比她的性命，实在可怜!”

主人惊慌，“造反派”得意，对我倒也松了些，我从容注意起周围环境来。桌上一架很旧的小小的收音机，有一本薄薄的傅雷译的《巴尔扎克短篇小说集》，旁边放着一个厚厚的毛边纸本子。我顺手打开一看，原来是那本短篇小说集的手抄本，多么工整秀丽的笔迹，誊写它得花多大的工夫啊!

直等到晚上七点，姑娘回家了。

那伙人把我推在门背后，让我从门缝里看人。姑娘进来了。依旧戴着大口罩，她看到一屋子人一点也不惊慌，我虽站在门背后，她仍然发现了，只是向我点点头。

她像询问又像回答说：“你们找我?我没有什么事。”

“认识他吗?”有人一把拖了我出来喝问姑娘。

“我认识。”姑娘坦然回答。

“他们搞过串联，还攻守同盟，当然认识。”有人叫嚷着。

“串联？！攻守同盟?”姑娘表示轻蔑。

“傅雷的骨灰，是你领的吗?”厉声的问话。

“是我去领的。”回答很清楚。

“你为什么要去领?傅雷是个什么样的人?”有人追问。

“他是一个文学家，一个著名的法国文学翻译家。”她回答得很明确。

父亲斥责了：“孩子，你疯了!”

母亲哭了：“你与人家非亲非故，你为啥这样!”

女儿很镇定，不顾父母的指责，扫了大伙一眼，问那个为首的：“你们要我怎么样?”

“你还有更严重的问题，跟我们走再说!”“造反派”摊牌了。

姑娘随手拿了一只搪瓷口杯和一只小布袋，在两个“造反派”挟持下出门去了。临出房门，她再次对我微笑点头。

“我怎样想就怎样做，没人指使，没有后台”

这是那个“造反派”和那个孱弱文静的姑娘之间一段“审问”对白：

“为傅雷的事，写信给中央，是你吗?”

“是的，我写过一封信给周总理。”

“为什么不具名?”

“保护自己。”

“傅雷是大右派、反革命，你对他怎样认识?”

“傅雷摘帽，是登过报的。”

突然，进来一个怒目愠容的人参加逼问：“那些事，是谁派你干的?你后面还有谁?”他两眼紧紧盯着姑娘的脸，姑娘两只大眼睛也紧紧盯着对方的脸，竟然，逼问者却移开了目光。

姑娘这才慢慢回答：“我怎样想，就怎样做，没人指使，没有后台。”

“交待清楚动机目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嘛。”有人口气转圆，说服动员了。

“上海警备区知道这个案子的，你怎么办，怎么交待?你认识太模糊了!”有人吓唬了。

“对傅雷的崇敬，对傅聪的爱慕，对他们一家的同情，我完全承认，这是我的全部认识和彻底坦白，至于处理，你们凭政策吧!”

被逼问了一昼夜后，这个善良勇敢而又机智的姑娘写了一份材料，主要内容是：从传闻中，听到傅雷遗书写到自己还是爱国的，内心震动，确信傅雷不是反革命，所以决定写信给周总理，要求出面干预。并多处奔走设法保存他的骨灰。

当时，人们传说，那姑娘是个怪人，被放了。

“一切总算过去了，但愿春永在，波长平”

10月的春雷震响后的第三个春天，要为傅雷夫妇平反昭雪了，可是，傅雷–祖国文艺园地里的一个辛勤园丁，他的骨灰在哪里呢?还是在姨爹的档案材料袋里找到了那两张姑娘再三叮嘱保存的寄存证。在他们追悼会的前三天，“公墓”工作人员耐心地在杂乱的盒堆里寻出了两只十三年前的骨灰盒，交回亲属手里。

人间春暖，那位当年在严寒风雪里保护了傅雷夫妇骨灰的陌生姑娘，现在哪里呢?

经过多方查找，我们终于在1980年夏天，知道了她的下落。

雨潇潇，风细细，凉夏的午后，在上海西区一条小巷里一间简朴的居室内，我又见到了这位姑娘。

十四年了，我们怀着同样的心情，回忆起往事。

“……傅雷夫妇平反昭雪的消息，我第二天读报就知道了，我的心也平静了，我年轻时代做的一件事情，总算已经过去了，你们不必再来找我啊!”她望着窗外的雨丝，微笑着说：“一切总算已经过去了，但愿春永在，波长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