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王战区”的口号怎么改

“狼王战区”的口号怎么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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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衡会战的兵力对比

湖南会战历时三个多月，双方参战人数，国民党军先后投入16个军，40多个师，约35-38万人；日军先后投入10个师团，约25-28万人。双方伤亡人数,据日军方面的统计，国民党军死亡66468人，被俘27447人，伤病132485人，合计226400人；日军伤、亡6万多人。而国民政府军令部的统计，国民党军伤、亡90557人（死49370人），日军伤、亡66809人。日军伤、亡人数，双方公布的数字接近。而国军伤、亡人数则出入较大。日军方面公布的数字，包括伤、病、俘、亡在内，国民党军损失过半。国民党军自己公布的数字，不含病、俘，仅伤、亡两项，占国军参战人数的25%。导致国民党军高伤亡率的因素固然复杂，但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国民党军的作战意志，一是国民党军的作战能力。

关于国民党军的对日作战意志，历来存有不同的看法。2001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张宪文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是中国大陆出版的有代表性的抗战史著作。该书对湖南会战失败原因的分析，主要归因于蒋介石消极抗战，保存军事实力；认为蒋介石首先考虑的不是对日军的积极出击，而是主要准备战后权威的确立，尽力对付中共和防范国民党内的非嫡系，没有同日军在真正意义上展开决战。这一观点基本上沿袭了过去数十年间中国大陆史学界的一贯看法。但从前文所述湖南会战前后蒋介石对日军的战略决策和战略部署来看，谓国民党军无意与日军在真正意义上展开决战，显然有悖事实。近40万国民党军兵力的投入，9万国民党军和6万多日军的伤亡，亦足证国民党军对日军的积极出击。尤其是长达47日的衡阳保卫战“是八年抗战中，保卫城市作战最长，伤亡官兵最多，敌我两方进行最为惨烈的一场生死搏斗”。其时，重庆20余万市民签名，向苦守衡阳的第十军官兵致敬。日军亦承认“从未有若斯顽强之抵抗”。重庆《大公报》社论将衡阳守军的死拼硬打誉之为“抗战精神”。王世杰在日记中称道衡阳守城战“断然为抗战以来之一伟绩”。凡此均说明衡阳国民党军抵抗之顽强英勇。论者又有谓衡阳的英勇抵抗，是非中央军将领薛岳指挥的,而重庆统帅部则从中阻挠。而本文第二部分的叙述，证明这一说法亦属不实。王耀武率七十四军参加第一次长沙会战，激战于赣北重镇高安，拦截了向长沙进犯的两个师团的日军，有力地配合了长沙会战的主战场 。后参加第二次、第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 。

另一方面，国军对中共的监视和防范，亦确然存在。据军令部次长封裔忠日记，1944年6月8日，日军正大举从湘北南犯之际，军事委员会派出封少君参谋长主持在重庆开会讨论各战区作战计划，主要议题有二：一是预防日军北犯陕西潼关，南犯广东曲江；二是“预防共党窜扰后方问题”。6月10日，军令部拟具《国军今后作战指导计划大纲》，其第一条即要求“第八战区以第一线兵团，依陕东、绥西既设阵地，拒止敌人，并监围奸伪。”“如奸伪以抗战口号向西南窜犯时，应令其向渭河以北、三原以东截击敌人，我监围部队应由东向西逐次向长武、县、邑、正宁方面转移，绝对防止其向该线以西以南窜扰。”此处所称的“奸伪”显指中共军队。同日，蒋介石根据军令部所拟的这一方案，要求封少君分别密电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和副司令长官胡宗南，针对如何防范中共，作了具体的军事部署。可见即使在日军攻势最激烈之际，国民党军亦未敢懈怠对中共军事扩张的防范。

至于国民党军投入了多少兵力监视中共，据军令部次长封裔忠日记：英美舆论指责国民党以数十万部队监视中共，以至影响对日作战。徐氏辩称：胡宗南防共军队不过数师，何至影响如此之大。但同月下旬，蒋介石主持召开整军会议，要求将国民党军现有的321个步兵师减编为240个师。参谋总长何应钦奉命拟定减编方案，240个师中，计划以140个师对付日军，20个师监视中共，40个师作预备队，其余40个师用于西北边防、缅甸及机场防守。这虽然只是一个计划草案,但仍然可以依此推论，国民党军对付日军与监视中共的兵力之比，大致为7∶1。是时国民党军共分九个战区。这意味着国民党军至少以一个战区的兵力监视中共。

另一个值得考察的问题，是国民党军官兵的素质与作战能力。抗战初期，日军装备完整，训练精良，常常以1个大队（营）战国民党军1个师（3团）或1个旅（2团）。日军第一军在山西有过战国民党军30个军的记录。抗战后期，国民党军的战斗力更趋下降。据军令部1944年统计，第一战区敌我兵力之比是14∶100;第二战区是13∶100；第三战区是20∶100。平均起来，国民党军要六七个人才能抵抗一个敌人。徐永昌的估计也大致相似：国民党军共有320个师，在中国战场的日军约40个师，比例是8∶1。徐永昌认为，这样的敌我力量对比，在水田山地尚可应付几日，一到平地，便多不能支持。何应钦在拟定国民党军减编方案时，其着眼点亦大致以国民党军1个师对日军1个联队的比例编制。不过考虑到抗战后期国民党军编制的缺额，国民党军与日军的战斗力未必有如此悬殊。战时国民党军1个师的编制约1万人，每个师的缺额少则2000名，多则3000名。封裔忠亦认为战时国民党军各师的实际兵力平均要打七折。而日军师团分甲、乙、丙三种，人数为一万多人至二万余人不等。一个师团内辖三至四个联队。依此推之，1944年国民党军与在华日军兵力的实际比例约为3∶1。具体到湖南会战，据徐永昌当时的估计，国民党军参战步兵约为日军之一倍半至二倍。日军炮兵约为国军的三倍，但因道路补给关系，始终未得充分使用。“战术上敌比我极为集中，战斗上我远逊敌”。就官兵素质言，国民党军更远不如日军。史迪威对国民党军各阶层有一概括性的观察：一般士兵温顺、有纪律、能吃苦耐劳、服从领导；低级军官对于命令，每能迅速执行；营、团长个别差异极大，不过也不乏优秀之士；至于师长和军长阶层，则是个大问题。蒋介石亦有与此大致相似的看法。蒋曾多次公开指责国民党军将领的知识、能力和精神，与其职务级别的高低成反比。1944年8月18日，蒋在军委会召开的整军会议上援引苏俄顾问的话说：“中国军队现在营以下的动作,大体可以说是很注意了，但团以上到军师为止，各级司令部的业务极不健全。图上作业与沙盘教育可以说完全没有，指挥所与参谋业务的演习，更是完全忽略，所以中国军队一到作战就莫名其妙。既没有具体的作业计划，也没有完备的作战命令……团以上司令部的人员，很多不是正式军官，而多是主官的私人。往往很重要的职务，交给一些落伍的军官或不习军事的文人来担任。参谋人员虽然有些是陆大毕业，但大多数都缺乏实际的经验，在部队里面也没有专门业务的训练，所以人事参谋不知怎样来管人事，补给参谋不知如何来办理补给。至于军需军械人员，更多滥竽充数，甚至于管理物品检查物品的常识都没有。”蒋还声称：“无论自我自他任何方面之观察，皆官不如兵。”蒋也许有痛责高级将领反省以及有“恨铁不成钢”之意，但仍可从中看出国民党军军官素质之不佳。

徐永昌在日记中亦称：“人人言，中国兵好官不好。”可见“官不如兵”在当时几乎成为一种共识。因士兵多为农家子弟，具有朴实、勇敢、服从、坚毅以及吃苦耐劳等良好品性。战时来华的外国人士，亦多有类似的观察。如美军参谋总长马歇尔就曾说过，如果中国的士兵能被适当的领导、喂饱、训练、装备，他们的战斗力将和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的士兵一样。但不幸的是，战时国民党军士兵因营养不良，体格严重恶化。缺乏食品，而不是武器，是导致战时国民党军战斗力下降的首要原因。1944年10月，魏德迈担任蒋介石的总参谋长后，发现士兵无力行军，不能有效作战，而其主要原因是他们处于半饥饿状态。由于后勤、补给工作不良，后方军粮不能按期送达第一线,导致前线部队常常断粮。欠发、克扣士兵粮饷，更是国民党军部队的普遍现象。加上军粮、军盐掺杂掺假，士兵食不果。军服不能按季节发下，士兵夏季尚有穿冬季军服者。前方缺乏药品，伤兵不能得到及时救治，因伤不及救治而致死者占死亡率之大部。

兵役不良是导致国军士兵素质低劣的又一重要因素。抗战中期，蒋梦麟以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的身份，对兵役状况作过一次实地考察，考察结果令他触目惊心。由于缺乏交通工具，被征召的新兵常常要步行数百里，才能到达指定的部队。新征壮丁因徒步远行、饥饿、疾病而死于路途者十之八九。从韶关解来300壮丁，至贵阳只剩27人；从江西解来1800人，至贵阳只剩150余人；从龙潭解来1000人，至贵阳仅余100余人。死亡壮丁与存活壮丁的比例高达11∶1。蒋介石看了蒋梦麟的报告后，亦深感震惊，声称“觉得无面目作人，觉得对不起我们民众”，并承认“兵役办理的不良，实在是我们军队纪律败坏，作战力量衰退的最大的原因”。据一般的观察，战时国军士兵90%以上是文盲，无科学常识者几占百分之百。抗战中期，黄仁宇正在国民党军中任排长。据他的亲身体验，士兵“不仅体格羼弱，而且状似白痴，不堪教练。师部的办法，即是抽调各营连可堪训练的士兵，组织突击队，集中训练，其他的则归各部队看管，也谈不上训练，只希望来日作战时在山上表现人多”。国民党军各部队由于后勤、补给工作不良,遂增加士兵不少杂务。据估计，一般部队因领粮、领草、搬运、打柴、磨麦等，每星期竟难得3天的训练。一个连往往有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人力，经常在打杂。新兵入伍后半年，还不知如何瞄准，如何使用表尺与目测距离。国民党军士兵的射击技能远不如日军。大多数士兵打仗时只是胡乱扳放。

国民党军士兵不但技能差，且不沉着，往往过早发射，甚至一发现敌人，即到处放枪，无异暴露自己的位置，给敌炮以良好的射击目标。投掷手榴弹，大多失之过早，常被敌人掷回。由于缺乏沉着应战的工夫，日军在攻击国民党军高地时，常在远处大声呼叫，诱使国民党军过早投弹或射击，以消耗国民党军的弹药。战斗情绪的热烈高涨，以及勇于牺牲，本为国民党军士兵最大的长处。冲锋和白刃战，也是国民党军致胜最有把握的方法。据称在抗战初期，日军最怕国民党军的白刃战。但到了抗战后期，国民党军士兵的劈刺技术比不上敌人，有时二三个士兵尚不能活捉一个日兵，其原因固然是由于国军士兵营养不良，体力太差，而劈刺技术训练不足，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冲锋与阵内战的战斗技能，平日未注意演习，每遇近距离与敌交锋，只知一味喊“冲”、喊“杀”，如同儿戏。国民党军战斗力的薄弱,除装备不如日军，亦由于战斗技术教育不足，以致不能达成战略、战术的目标。长沙会战失败的原因之一，即是各级主官平时忙于应酬和经商，对部队训练敷衍塞责，部队教育无暇顾及，战斗动作生疏；忽略实弹射击演习，以致士兵射击技术普遍不精。

军令部次长封裔忠反省国民党军屡战屡败的原因时，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关于战事，致胜条件太不够，固无法使之有利，但如超过限度之败，则又完全为官兵训练太差，风气太坏所致。”“训练太差，风气太坏”，确是国民党军弊端之要着。蒋介石承认，中原会战时，“我们的军队沿途被民众包围袭击，而且缴械！这种情形，简直和帝俄时代的白俄军队一样，这样的军队当然只有失败！我们军队里面所有的车辆马匹，不载武器，不载弹药，而专载走私的货物……部队里面军风纪的败坏，可以说到了极点！在撤退的时候，若干部队的官兵到处骚扰，甚至于奸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长沙会战时，部队主官因营商应酬，脱离部队，官兵擅入民房，攫取财物。有的守备部队,当敌人攻击时，尚在掩护体中赌牌，以致失守。封少君、薛岳在检讨湖南会战时承认：“纪律废弛，战志不旺。整个战场，我军多为退却作战，军行所至，予取予求，民不堪扰，而部队之逃散，尤甚惊人。如九十九军以4团兵力，仅在湖滨行持久抵抗数日，转至宁乡以东，残余兵力不及一团，沿途散兵骚扰，迄今尤未解决。又若干部队，即奉攻击之命，对少数之敌，亦多长时对峙，虽由火力不足，终嫌攻击精神不旺。”军令部在检讨桂柳会战时也谈到：“政治不能适应军事要求，军队不能得民众协助。此次作战，各级政府多行迁移，一般民众率多避难，致军队运输方面发生诸多困难。”“地方政府既行迁移，各部队副食补给发生问题，军队为作战及给养关系，往往涉及民众物资，致军民感情不大融洽，合作方面发生缺憾。”各地方团队虽间或协助国民党军作战，但往往有劫取国民党军枪枝情事。相反，日军却能利用中国民众运输粮弹，虽道路破坏,仍可继续攻势，锐意前进。对此，蒋介石痛心疾首地说：“这一次中原会战和湖南会战，我军最大的耻辱，就是敌人利用便衣队到处扰乱，而我们在自己的国土之内作战，反而不能用这种战术打击敌人。据我所知道的，此次除王耀武所部使用便衣队发生相当效用以外，其他各战区各部队都没有切实组织和运用。可见我们平时对于发动民众、组织民众的工作，完全没有认真去作。”影响战争胜负的因素甚多。湖南会战虽只是八年抗战中的一个战役个案，却充分展露了国民党军在战略战术、官兵素质、教育训练、后勤补给、兵役军纪以及民众动员等方面的一些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