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车去柏林

这真是一次疯狂的穿越——从北京出发，穿越13个国家，搭车88次，行进1.6万多公里，漂洋过海去德国柏林见女友。

2009年6月8日，两个肤色黝黑的中国男人叉腰站在北京后海边上。以此地的标准而言，他们的长相算不上怪异，不过一个扎小髻，一个披长发。

他们频频向路过的车辆招手，和其他旅客不同，他们大拇指朝上，这一手势表示搭顺风车。

一个多小时里，停下来的都是出租车或黑车，还没听完两人的搭车宣言，司机就会露出“你神经病吧”的表情，迅速轰油门而去。

他们的目的地为德国柏林。即使在地图上量，两者的直线距离也有7755公里。

那天的黄历上写，“宜：出行、冠笄、嫁娶、开柱眼、交易。忌：安床、出货财、作灶、动土、破土。”

对这俩人来说，这似乎并不是出行的好日子。

更何况，气象台记录，当天北京有这年的最强降雨。

实在没辙，两人只好打车到了出京的杜家坎收费站，换个地方碰碰运气。

最疯狂的穿越

2008年底，伊卡打算回到德国柏林。在北京教德语的工作薪水微薄，她想试着回家乡试试。

最舍不得的是男友谷岳。两年半前，两人在谷岳的家乡北京，看伊卡的家乡德国举办世界杯，然后恋爱了。

职业旅行家谷岳不喜欢“职业”这个词，觉得它把“边玩边整钱”这搭事儿搞得太严肃了，但很难有更确切的词来形容他的生活。

6年前，在新西兰罗托鲁瓦市，谷岳第一次站在路边伸出大拇指。“这是乞求陌生人帮助的动作，显得低声下气。”几秒钟后，羞涩的谷岳缩回了大拇指。他做了纸牌子，一次次尝试，又一次次放弃。一位40多岁的女士停下了车。被陌生人信任的感觉，让谷岳觉得世界很美好。

时间还可以追溯到更早。6岁，小学生谷岳放学时正逢马拉松比赛，南北公交停运。他步行10公里，从天桥的学校回到德胜门的家。

11岁，谷岳跟随妈妈移民到美国。坐着继父的车，一家人环游美国。

19岁，谷岳在欧洲念书旅游打工半年。那时他刚迷上自助游，还没想到这将是他未来生活的几乎全部。

24岁时，谷岳在GE工作两年后，终于厌倦了那些数据、报表、风险评估。“生活舒服却空虚。我想看这个世界，体验活着的感觉。”于是辞职，卖掉家当，环球旅行，用两年零一周的时间走过18个国家，回到北京。

之后，谷岳有一半以上的日子在路上度过，存款从没超过5万元。有时候和同样喜欢旅行的伊卡一起去，有时候自己去。

随身带的DV会纪录下谷岳的旅行，送去电视台播放，贴补旅费。如果伊卡没有同行，谷岳的观众们就会经常看到，这个高大帅气的小伙儿嘴里不离“我女朋友……”，在见到别的情侣秀甜蜜时他甚至会高呼：“好想在我女朋友身边啊！”惹得一票粉丝很是嫉妒：“他女朋友太白啦！和谷岳那么性感的皮肤根本不搭调。”

2008年圣诞节前，伊卡踏上了回家的飞机。谷岳说：“我会去看你。”

他真的要去。

如果坐飞机，最多17个小时，但谷岳决定搭顺风车，这需要穿越13个国家，行进1.6万多公里。需要多少个小时？天知道。

即使已当了6年旅行家，谷岳也没试过这么疯狂的事情。在新西兰，他曾经搭车两个半月、50多次，但那是有搭车传统的地方。这次的穿越有一半以上地区的人几乎不知顺风车为何物。

谷岳找到了朋友刘畅，希望同行。两人一拍即合。

纪录片导演刘畅长发、小胡子，即使微笑起来都显得严肃，和阳光亲和型的谷岳大有不同。相同之处是，两人都是凯鲁亚克《在路上》的信徒。

曾被《逍遥骑士》、《摩托日记》打动的刘畅想拍一部公路电影，卡在了漫长的剧本写作上。这次，他想在搭顺风车的路上找到故事。

心里没谱的两人试着背上大包，站在十三陵路边举大拇指。山路上还真有人停车，问去哪儿。这给他们添了不少信心。

筹备正式开始。首先要解决钱的问题，折腾小半年后，谷岳和刘畅拉到了一家户外品牌赞助的衣服装备——朋友友情赞助型。《旅游卫视》允诺播出这趟旅行的纪录片，这又解决了一部分旅费。

最难的是签证，没有什么秘诀或内幕，只是去大使馆“一个一个磕，一个一个问”。他们经常早起跑去大使馆排队，平均每个大使馆跑了六七趟。

排队的人总比他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哪怕是很小的国家，也排着一长串正装打扮的出国打工者、老板、政府工作人员，“就我俩穿T恤衫的，显得特扎眼。”

谷岳给每个签证官看他们的行程表、他和伊卡的合影，说自己拍的旅游纪录片会在电视台播出，会对你的国家有好的影响。他知道每个签证的难易程度，先办下来简单的，再拿去给难办的国家看：“你前面后面的国家都给签了，你也给签了吧。”如果还不保险，就专门去找各国使馆的文化参赞谈。刘畅对此连赞强大：“这家伙简直可以专职给自助背包游客搞签证。”

鲜见背包旅行者的乌兹别克斯坦签证官热情地指着墙上挂的天山照片，指点哪个地方更好玩。格鲁吉亚签证官甚至认真地邀请两人参加大使馆办的格鲁吉亚国庆party。两人高兴地当场答应，回去又因为没有像样的正装犹豫起来。租衣服太费劲，两人打电话婉拒邀请。

两个多月后，谷岳的美国护照需办的3个签证都拿到了，而刘畅的中国护照需办的9个签证差一个阿塞拜疆，为此，他们不得不中途唯一坐了一次飞机，跳过里海。

就这样，2009年6月8日，他们上路了。

半个厕所和一次疯狂旅行

离开城市是最难的一段旅程。

“谁感兴趣可以试试，从后海搭车到杜家坎，难度系数估计和到柏林差不多。”刘畅说，他总结出经验：城市中心很难搭上车，机会都在城市外围的公路上。

在杜家坎的境遇比后海还凄凉。4个多小时的大雨，浇透了他们的头发衣服。举手、写牌子全试了，没有一辆车停。偶尔有长途大巴热情停下，“开门出来个人，喊着上车吧便宜，恨不得下来抢包。”两人赶紧说我们是搭顺风车的，强调意味着免费的“顺风”两字。

“搭车？不可能。”收费站的工作人员出面：“你们要不回去，要不换个地方。”

天快黑了，只能向有车的朋友求援。两人被载向20多公里外的京石高速窦店服务区。搭车起点再次更改。

这真是一个糟糕的开始。

幸好，按照但丁的定义，由坏到好即为喜剧。

到了窦店服务区，谷岳刘畅试着说服吃饭、加油的人搭上他们，然后是30多次拒绝和推脱。一位去石家庄的年轻单身男士终于让他们上车。两人抖抖湿乎乎的冲锋衣，钻进这趟旅行的第一辆顺风车。

这也是刘畅出生35年来搭的第一辆顺风车。他举着DV激动地向司机大声说谢谢，甩着湿乎乎的头发，左摇右晃地拍已经漆黑的窗外，红色的电子告示牌一块块划过。他的包里塞着那本《在路上》，这本书已经陪了他10年，4次阅读都没有翻到最终章，他打算把最后一页留给这次旅途。

刘畅从来没试过朝九晚五的生活，甚至从没有参加过招聘面试。从北京电影学院平面摄影专业毕业后，他进了电视台。但还觉得拘束，干脆当了自由职业者。

他给电影《无极》拍纪录片，给电影《世界》拍宣传片。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长江源等等险峻的地方给DISCOVERY拍探索纪录片。后者被他称为“饭票”，找上门就不能推辞。所以，自由职业者刘畅后来走到伊斯坦布尔的时候一点也不自由，他必须听从“饭票”召唤，飞回国内拍了一星期哈巴雪山，再飞到罗马尼亚去追谷岳，来回机票自己掏钱。

刘畅也拍自己的纪录片，除了这趟搭车去柏林，还在地震后去北川拍《重建》。这片子现在仍继续拍，电视台出的前期资金已经花光，再跟许多地方联系出钱，对方只是淡淡回句“看看吧”。刘畅只好掏自己的钱勉强支撑。

受到谷岳邀请后，刘畅算了笔账，假设这次旅途的花费是6万元，在北京只能买到半个厕所。在半个厕所和一次疯狂旅行之间，刘畅迅速选择了后者。“有些事情现在不做，一辈子也不会去做了。10年后估计我还能买厕所，但10年后估计我会走不动的。”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

河北、山西、陕西、甘肃、新疆……17天出了国境，进入吉尔吉斯斯坦。雪线之下全是草地，草地上全是高头大马。“那些马是用来喝马奶的，像奶牛一样。”天空蓝得让人想融化进去。刘畅说，这里是他沿途所见的最美景色。

进入俄语区，两人的语言不灵了。细心的谷岳在北京就托朋友备好了俄语卡片，上面写着4句话：“我们俩要从中国搭车一路到德国/如果方便的话您能带我们一路吗/不好意思，我们可能没有钱给你，但是有香烟和微笑/非常感谢。”

其实在这里很好拦车，因为缺少长途交通工具，当地人出远门常靠搭车，不过都是付费的。

谷岳微笑着露出闪亮白牙，举起小卡片。看到第三句话，司机总是沉脸就走。偶尔也有人挥挥手，上来吧。

两人很快摸清旅行学外语的窍门。先学1到10的数字，便宜和贵，方便跟人砍价。学会之前可以拿手机按数字比划。“最有用的是‘这儿’和‘那儿’。小学英语课教this和that，还觉得这有什么用呀！现在知道了。”刘畅在空中画出个地图：“问路时指着地图，我们要从‘这儿’去‘那儿’，能不能搭我们一段。特好使。”

谷岳还有各种法宝拉拢当地居民，这次是一台巴掌大的蓝牙打印机。给牧民拍下照片，现场打印出来。本来客气虚笑着的牧民接过照片，端详自己的全家福，仰头大笑，眼角褶子里都是开心。“其他村的听说了，立刻骑马赶过来照相。”100张相纸很快用光。

另一种招人喜欢的方式是做饭。包里揣着酱油、胡椒、大料、干辣椒，两人在各地的青年旅馆展示糟糕的厨艺。“一出国门就算高手了，每次都引人围观。”在罗马尼亚的孤儿院里，两人发现了一口中国炒锅，于是大展身手，土豆丝切成了土豆条，可乐鸡翅成了鸡腿，甚至炒到一半没原料了现从地里薅。这是他们第一次给十多个人做饭，所有的饭菜被全部吃光。

唯一的一次冒险在格鲁吉亚，他们不小心搭上了醉鬼的车。车主在曲折的山路上把时速开到100多公里，好几次差一丝就撞上了对面的车。闭眼准备接受撞车的两人每次睁开眼，都看到自己从一个惊险跌入另一个惊险。听到两人嚷嚷停下，车主更加来劲，越开越疯狂。终于停车时，两人赶快把东西扔出车外逃出来。

快到土耳其时，新疆发生“七五”事件，家人和大使馆都发短信建议绕开。签证日期逼迫，两人只好打算硬着头皮面对可能的敌意。然而刚入境就遇上行程中第二热情的搭车人，年轻的大学副校长不仅请他们去家里吃饭，第二天还专门请假带两人看古迹。

第一热情的搭车人也在土耳其，晚上10点多把两人送到并不顺路的地方，半夜带着参观城市，主动帮忙联系住处——一个四星级宾馆，房价100多美元。“我们要疯了，打算哄走他，再找便宜地方。”这位富二代却说：“你们坐了我的车，就是我的客人。酒店钱我已经买单了。”

谷岳的日记里写道：“这就是为什么我热爱旅行，生活总是充满了不可预知的事情让我感受到在活着。”

他们在里海边遇到一个豪饮的独臂俄罗斯水手，听他怀念曾经辉煌的俄罗斯，对饮又辣又涩的伏特加。

这算是刘畅为他的公路电影找到的故事之一。

在乌兹别克斯坦的穆伊纳克渔港，刘畅找到了最打动他的故事。把一个有毛主席浮雕的金色打火机送给老水手德鲁克，他竟用标准的汉语念出“毛泽东”3个字。几十艘废船搁浅在曾经的咸海、现在的沙漠里，铁皮斑驳，龙骨嶙峋，像一个渔船的墓场。而德鲁克，就是这里的守墓人。

在穆伊纳克干枯的咸海边，谷岳拿出手机播放歌曲《思念是一种病》。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一辈子有多少的来不及，发现已经失去，最重要的东西，恍然大悟早已远去。”

完全听不懂中文的守墓人德鲁克，拿起手机竟然若有所思。

那个在他看来无可匹敌的结尾

2009年9月17日，德国和捷克交界处，谷岳和刘畅准备搭最后一辆车直达柏林。正支着三角架、准备拍纪念照时，一辆车已经停下。谷岳和刘畅竟然生出些不舍。

到柏林后，两人搭着城铁奔往西柏林的伊卡家。谷岳酝酿出一句肉麻的话：“这3个月我每天都朝着太阳落山的方向走，因为在太阳落山的方向就是柏林，就是伊卡在等待着我。”

走在窄窄的街道中央，谷岳听到伊卡在喊他的名字。转头看，黑衣黑帽的女孩扶着自行车，站在身后。他顾不得放下80斤的背包，她顾不得放下自行车。两人在街道中央拥吻。

5分钟前，谷岳叮嘱刘畅，见了伊卡不要拿摄像机拍，伊卡性格内向。实际情况是，“我随便拍，两人根本不理我。”

两星期后，谷岳挽着伊卡回到北京，兜里只剩下3000块人民币。落脚后头一件事是催促杂志编辑们快发稿费，房租该交了。伊卡仍回学校教德语。两人租了房子，一起过日子。

如果谷岳是乘飞机，而不是穿山越岭去柏林，伊卡会不会跟他一起回来？谷岳字正腔圆地回答“不会”，却忍不住笑。

在吉尔吉斯斯坦，谷岳遇到过一家瑞士人，爸爸、妈妈、11岁的男孩和一只狗。爸爸把军用越野车改造成房车，有桌子、沙发、洗手间、冰箱和厨房。两个大人辞了工作，从瑞士出发，穿越整个欧亚大陆，去老挝和泰国过冬，打算旅游一年，孩子接受家庭教育。这是让谷岳羡慕不已的将来。

谷岳说他和伊卡还不想定居，喜欢有时在北京，有时在德国。

这趟旅游刘畅花了5万多元，谷岳花了3万多元，除去纪录片播出后每人将得的1万多元，其余都是自费。“我们是三无人员：无房、无车、无固定工作。”

墙上贴着的大纸片上，写着“生命是一场传奇的旅程”。旁边的一排小纸条上写着“长期目标的准确和稳定，并不意味着就解决了你在曲折道路上的前进问题”。“各位，在明年一季度的贪婪、恐惧与通胀交织的火焰中，祝大家好运。”

更醒目的地方，贴着《搭车去柏林》的碧蓝海报。最小的两行字最能打动人：“如果你真的想做一件事，全世界都会帮助你。”

在那次旅程中某辆颠簸卡车驾驶室的卧铺上，刘畅读完了《在路上》的最后一页，此刻，“车窗外是何时何地的风景都不再重要。”

那个在他看来无可匹敌的结尾写道：“然而完全没有人知道，自己除了可悲的趋向衰老外，还将有何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