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袁枚，《随园诗话》

关于：袁枚，《随园诗话》

文章活用成语---点石成金

讽刺王安石在论诗上毫无造诣可言

袁枚《随园诗话》的所有解释

随园诗话卷十三 七十二

余尝谓鱼门云：“世人所以不如古人者，为其胸中书太少。我辈所以不如古人者，为其胸中书太多。昌黎云：‘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亦即此意。东坡云：‘孟襄阳诗非不佳，可惜作料少。’施愚山驳之云：‘东坡诗非不佳，可惜作料多。诗如人之眸子，一道灵光，此中着不得金屑；作料岂可在诗中求乎？’予颇是其言。或问：‘诗不贵典，何以少陵有读破万卷之说？’不知‘破’字与‘有神’三字，全是教人读书作文之法。盖破其卷，取其神；非囫囵用其糟粕也。蚕食桑而所吐者丝，非桑也；蜂采花而所酿者蜜，非花也。读书如吃饭，善吃者长精神，不善吃者生痰瘤。”

袁枚的《随园诗话》的翻译

发过来看看。

袁枚的随园诗话翻译

康熙年间，曹练亭就任江宁织造，每次出门都会架八匹马的车，而且必定带一本书。经常翻阅从不间断。有人问他“你为什么这样好学？”他回答说“并不是这样的，我并不是一个地方官，而当地的百姓见到我就会肃然起敬，使我的心很不安逸，于是用书来掩人耳目”。

曹练亭素来与江宁太守陈鹏年不和睦，等到江宁太守陈鹏年犯了罪时，他却秘密奏报朝廷保荐陈鹏年。世人因此而看重他。他的儿子曹雪芹编写了《红楼梦》一书，详细的记载了风月繁华的盛事。其中称之为大观园的就是我的随园。

袁枚《随园诗话》里有哪些贻笑大方的错误？

纵观《随园诗话》，有一点须予以注意，那就是袁枚行文不够严谨，所叙史实及诗文词句错讹甚多。昭梿的《啸亭续录》中早已指出： 随园先生天姿超迈，笔法精粹，古文尤为卓作，予深佩之。惟考订实非所长，其《诗话》、《随笔》中，错误不一而足。……其尤纰缪者，如《诗话》载舒文襄公奏庆云语。按文襄舅氏，以谏阻征缅，谪贬伊犁，庚寅岁朝，谪居绝域，焉能敷陈殿廷。记同时人之事，乃舛错至此，何也？ 我们可以随手从《随园诗话》拈出许多错误。如卷一第三十条记：“壬辰，在梁瑶峰方伯署中，晤篁村。方知姓陶，名元藻，会稽诸生也。”这是说，他袁枚认识陶篁村是在壬辰年（乾隆三十七年）。可是，《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二的《篁村题壁记》却说：“今己丑岁矣，八月十一日，饮江宁梁方伯所，客有萧山陶君者，苍髮渊雅，倾衿谈甚乐，不知即篁村也。次日来，又次日诗来，署名曰元藻，终不知即篁村也。弟子陈古渔闯然入，睇其小印曰：‘嚄，陶篁村在此耶！’余闻之，如结解，如迷释，如天上物堕，适适然起舞。”这是说，他认识篁村的时间是在己丑岁（乾隆三十四年）。《小仓山房诗集》卷十二有《喜晤陶篁村》诗，也是编在己丑年。袁枚把自己经历的并撰有诗文的事情记错了三年。再如他自己的随园，他在《随园记》和《随园诗话补遗》卷一等处说“旧为康熙间织造隋公之园”，并说隋赫德构建隋园之后的三十年他到江宁任知县。事实是，隋赫德系雍正年间的江宁织造，袁枚到江宁任知县的时间距离隋赫德担任江宁织造的时间只有十多年。又如袁枚常引以为荣的明仁于出征途中寄给他从弟袁树的诗，虽然只有四句，而在《随园诗话》卷七和《答明我斋参领》信中两处所引，竟有三句存在异文。这些，充分表现了袁枚这位才子的漫不经心。《随园诗话》关于曹雪芹的点滴记载，也同样存在着不准确之处。 参考文献： [www.cctvt.com]

袁枚《随园诗话》的所有解释和作者的见解

被鲁迅先生称之为“不是每个帮闲都做得出来的”（《从帮忙到扯淡》）《随园诗话》，是清人众诗话中最著名的一种。作者袁枚（1716一1797）字子才，号简斋，浙江钱塘人，乾隆四年（1739）中进士，选庶吉士，入翰林院，乾隆七年（1742）改放江南任知县，十三年（1748）辞官而定居于江宁小仓山随园，故世称随园先生，其晚年亦自称随园老人或仓山叟。作为“一代骚坛主”，袁枚总领文苑近五十年，其所标举的“性灵说”诗论风靡乾嘉（1736一1820）诗坛，使沈德潜鼓吹的拟古“格调说”与翁方纲以考据为诗的歪风为之一扫，使清代诗坛别开生面。《随园诗话》正是袁枚为宣传其“性灵说”美学思想而编撰的著作。

《随园诗话》的精华是其所阐发的“性灵说”美学思想，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誉：“往往直凑单微，隽谐可喜，不仅为当时之药石，亦足资后世之攻错。”（《谈艺录》）袁枚也自评，“中间抒自己之见解，发潜德之幽光，尚有可存”（《与毕制府》）。综观《随园诗话》诗论，主旨是强调创作主体应具的条件，主要在于真情、个性、诗才三要素，并以这三点为轴心生发出一些具体观点，从而构成以真情论、个性论与诗才论为内涵的“性灵说”诗论体系。兹略作介绍于下：

一、真情论。《诗话》认为诗人创作首先必须具有真情，所谓“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诗人唯有具备真情才能产生创作冲动：“情至不能已，氤氲（yīnyūn）化作诗。”诗作为抒情的艺术自然应该“自写性情”，并认为“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反对以考据代替性灵。《诗话》尤其推重诗“言男女之情”，以与沈德潜的伪道学观点相对抗。鉴于诗写真情，因此标举诗的美感功能是主要的：“圣人称：‘诗可以兴’，以其最易感人也。”强调“诗能入人心脾，便是佳诗”，借以反对“动称纲常名教”的“诗教”观。

二、个性论。《诗话》又认为诗人创作需有个性，所谓“作诗，不可以无我”，认为“有人无我，是傀儡也”。突出“我”即是强调诗人特有的秉性、气质、审美能力等因素在创作中的作用。因为有“我”，故在艺术构思时则要求有独创精神，所谓“精心独运，自出新裁”，才能独抒性灵，“出新意，去陈言”，写出迥不犹人的佳作。不同的诗人有不同的个性，亦自然形成不同的风格，《诗话》主张风格的多样化，“诗如天生花卉，春兰秋菊，各有一时之秀……无所为第一、第二也”。因此对王士祯的神韵诗既不推崇，亦不贬斥，指出“不过诗中一格耳”，“诗不必首首如是，亦不可不知此种境界”。《诗话》又着重批判了从明七子到沈德潜的拟古“格调说”及宋诗派末流：“明七子论诗，蔽于古而不知今，有拘虚皮傅之见”，“须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之外”，“故意走宋人冷径，谓之乞儿搬家”。

三、诗才论。“性灵”既指性情又包括“笔性灵”的含义，表现为才思敏捷。《诗话》认为，“诗文之道，全关天分，聪颖之人，一指便悟”。袁枚主诗才、天分，但并不废弃学问，故指出“凡多读书为诗家要事，所以必须胸有万卷者”。只是目的不在以书卷代替灵性，而是“欲其助我神气耳”，为此袁枚反对翁方纲“误把抄书当作诗”，批评“学人之诗，读之令人不欢”。基于主诗才与灵性，《诗话》颇重视性灵者创作构思时所产生的“灵机”“兴会”这一灵感现象，并推崇“天籁最妙”即艺术表现的自然天成、毫不雕琢，为此尤其赞赏“劳人思妇，静狡童矢口而成”式的歌谣。但袁枚又不反对人功，特别文人诗“人功未极，则天籁亦无因而至；虽云天籁，亦须从人力求之”，所谓“百炼刚化为绕指柔也”。此论颇有艺术辩证法。对于诗歌艺术形象则主张有“生气”或“生趣”，即灵活、生动而感人，因为“诗无生趣，如木马泥龙，徒增人厌”。欲有“生气”、“生趣”，则语言需生动传神，“总须字立纸上，不可字卧纸上”；表现手法以白描为主，“一味白描神活现”，反对“填书塞典，满纸死气，自矜淹博”，以免扼杀诗之生气、生趣。但倘若用典而“无填砌痕”又“贴切”，则也不一概排斥。

《诗话》虽有“集思广益”等优点，但当时有人訾其“《诗话》收取太滥”亦不无道理。原因是袁枚有时并未严格执行其选诗标准。他曾承认选诗“七病”之一——“徇一己之交情，听他人之求请”——“余作《诗话》，亦不能免”，因此《诗话》中无聊应酬之作并不罕见。而入选的某些“情诗”感情也不健康，失之于卑靡轻佻，如所选录的其从弟香亭的“情诗”即是。记事部分偶有象“两雄相悦”一类丑闻，而作者对此抱欣赏态度。此外，袁枚还十分相信所谓“诗谶”，选录了多首，宣扬迷信唯心的思想。《诗话》引用古诗文多不注明出处，引文亦时有谬误而未曾校订。这都是《诗话》的缺陷。但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书坊刻诗话后》等文中攻击《随园诗话》“论诗全失宗旨”，“造然饰事，陷误少年，蛊惑闺壶，自知罪不容诛，而曲引古说，文其奸邪”，“乃名教罪人”等等则纯系封建卫道士口吻，当然不足为训。

袁枚《随园诗话》的原文和译文

*

【原文】

古英雄未遇时，都无大志，非止邓禹希文学，马武望督邮也。晋文公有妻有马，不肯去齐，光武贫时，与李通讼逋租于严尤。尤奇而目之。光武归谓李通曰：“严公宁目君耶？”窥其意，以得严君一盼为荣，韩蕲王为小卒时，相士言其日后封王。韩大怒，以为侮已，奋拳殴之。都是一般见解。鄂西林相公《辛丑元日》云：“揽镜人将老，开门草未生。”《咏怀》云：“看来四十犹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皆作郎中时诗也。玩其词，若不料此后之出将入相者。及其为七省经略，《在金中丞席上》云：“问心都是酬恩客，屈指谁为济世才？”《登甲秀楼》绝句云：“炊烟卓午散轻丝，十万人家饭熟时。问讯何年招济火？斜阳满树武乡祠.”居然以武侯自命，皆与未得志时气象迥异。张桐城相公则自翰林至作首相，诗皆一格。最清妙者：”柳荫春水曲，花外暮山多。“叶底花开人不见，一双蝴蝶已先知。“临水种花知有意，一枝化作两枝看。”《和皇上风筝》云：“九霄日近增华色，四野风多仗宝绳。”押“绳”字韵，寄托遥深。

*

【译文】

古代英雄在没有找到用武之地时，大都没有立下远大的志向。这样的例子很多，如邓禹只通过文学来寄托希望，马武之希望做一名小小的督邮官。晋文公因有妻室和马匹，不愿意离开齐国。光武帝在落魄时，和李通因为拖税的事情到严尤处打官司。严尤因感到奇怪就盯着他看了几眼，光武帝回去后对李通说：“严公盯着你看了吗？”他的言下之意是，被严尤注视是一件荣幸的事情。韩蕲王还是无名小卒时，看相的人断定他日后必定被封王。韩大怒，认为看相之人是在讥讽自己，于是挥拳相向。以上这些人都表现了一个特点，即没有料到自己日后会有所作为。鄂西林相公曾在《辛丑元日》中写过这样的句子：“拿着镜子看自己快要老了，打开门却看到春草还未长出。”他还在《咏怀》中说道：“看来四十岁就已经这样了，那么老到百岁的样子也可以推知了。”这都是他做郎中时所作的诗。品味这些诗词，怎么也不会料到他日后将出将入相。他做了七省经略后，《在金中丞席上》说：“扪心自问，我们都很幸运地被提拔，屈指算一算，又有谁是真正的济世奇才呢？他还在《登甲秀楼》绝句中说道：“袅袅炊烟像千条轻丝飘浮在中午的天空，此时正是千家万户饭香菜熟之时。请问那年那月会招来济世救民的火焰？只见武侯旧祠被树缝中透来的夕阳照得金黄一片。”他居然以武侯自比，没有得志时的气象迥然不同了。张桐城相公则不然，他从做翰林一直到做宰相，所作诗歌都是一个风格。他最清秀的诗句有：“柳荫下的一湾春水曲曲折折地流淌，重重叠叠的山峦旁百花竞相开放。”“叶子底下开的花，人虽然看不见，一双蝴蝶却早已知道了。”“在溪边种花就会知道其中的意境，水中映花，一枝便化作两枝了。”他在《扈跸》上讲：“似乎让人怜悯的龙钟老头，却能趁着满天星斗骑马踏冰。”在他的《和皇上风筝》中又讲道：“风筝在九霄上空飞行，靠日光的照射而绚烂多彩，四面虽有旷野之风的吹拂，风筝却依然仗绳子的稳定作用而逍遥自在。”此处押“绳”字韵，寄托了内心远大的理想和抱负。

*

《随园诗话(全4册)》是清代影响最大的论诗之作，共有二十六卷，其中《诗话》十六卷，《诗话补遗》十卷，可谓皇皇巨著。其体制为分条排列，每条或述一评，或记一事，或采一诗(或数诗)，有其很强的针对性。《随园诗话(全4册)》所论及的，从诗人的先天资质，到后天的品德修养、读书学习及社会实践;从写景、言情，到咏物、咏史;从立意构思，到谋篇炼句;从辞采、韵律，到比兴、寄托、自然、空灵、曲折等各种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以及诗的修改、诗的鉴赏、诗的编选，乃至诗话的撰写，凡是与诗相关的方方面面，可谓无所不包。

*

《随园诗话》的精华是其所阐发的"性灵说"的美学思想，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誉:"往往直凑单微，隽谐可喜，不仅为当时之药石，亦足资后世之攻错。"

*

《随园诗话》阐述上述诗论时，大多是结合选诗生发的。诗论的美学思想是《随园诗话》的选诗标准，诗论又是在评论选诗的基础上升华出来的。《随园诗话》所选的诗虽然具有标准较严，作者面颇广，女子诗尤多，题材丰富等"集思广益"的特点，但所选的诗也有碍于情面，徇一己之交情的，某些"情诗"感情不够健康积极，甚至还有宣扬迷信唯心的思想，且引用古诗文多不注明出处，引文亦时有谬误而未曾校订。这些都是《随园诗话》的缺陷，读者在阅读时，应加以注意。

*

袁枚(1716年3月25日-1798年1月3日)，字子才，号简斋，晚年自号仓山居士、随园主人、随园老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祖籍浙江慈溪。 清朝乾嘉时期代表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和美食家。

*

乾隆四年(1739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乾隆七年(1742)外调江苏，先后于，历任溧水、江宁、江浦、沭阳任县令七年，为官政治勤政颇有名声，奈仕途不顺，无意吏禄;乾隆十四年(1749)辞官隐居于南京小仓山随园，吟咏其中，广收诗弟子，女弟子尤众。嘉庆二年(1797)，袁枚去世，享年82岁，去世后葬在南京百步坡，世称"随园先生"。

*

袁枚倡导"性灵说"，与赵翼、蒋士铨合称为"乾嘉三大家"(或江右三大家)，又与赵翼、张问陶并称"性灵派三大家"，为"清代骈文八大家"之一。文笔与大学士直隶纪昀齐名，时称"南袁北纪"。主要传世的著作有《小仓山房文集》、《随园诗话》及《补遗》，《随园食单》、《子不语》、《续子不语》等。散文代表作《祭妹文》，哀婉真挚，流传久远，古文论者将其与唐代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并提。

*

袁枚的随园诗话要翻译

【原文】 康熙间，曹练亭为江宁织造，每出，拥八驺，必携书一本，观玩不辍。人问：“公何好学？” 曰：“非也。我非地方官，而百姓见我必起立，我心不安，故借此遮目耳。”素与江宁太守陈鹏年不相中，及陈获罪，乃密疏荐陈。人以此重之，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明我斋读而羡之。当时红楼中有某校书尤艳，我斋题云：“病容憔悴胜桃花，午汗潮回热转加。犹恐意中人看出，强言今日较差些。”“威仪棣棣若山河，应把风流夺绮罗。不似小家拘束态，笑时偏少默时多。” 【译文】 康熙年间，曹练亭任江宁织造官，，每次出门，都要动用八匹马，并带上一本书，不停地阅读玩赏。有人问：“您为什么如此好学？”他回答说：“并不是我好学，我不是地方官，然而百姓却一见我就要起立。我于心不安，因而借此来遮掩耳目。”他平素与江宁太守陈鹏年不合，当陈获罪时，他却秘密上书为他申诉，人们都因此事而敬重他。他的儿子曹雪芹撰写《红楼梦》一部，详细记载了风月繁华的盛况，明我斋读后十分钦羡他。当时红楼梦中有一女子十分美丽，明我斋题诗说：“病容憔悴但容貌仍然胜似桃花，中午出汗后更加感到闷热。还担心意中人看出自己身体不适，勉强说今天身体好些了。”“庄重的容貌举止像山河一样雍容娴雅，风流体态从衣衫中显露出来了。没有小家碧玉那样的拘束不安的样子，笑的时候较少而默默无语的时候较多。”

清代袁枚写了《随园诗话》，这个随园在拿哪里

袁枚（1716－1797年），清代诗人、诗论家。字子才，号简斋，晚年自号苍山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袁枚是乾隆、嘉庆时期代表诗人之一，与赵翼、蒋士铨合称为“乾隆三大家”。乾隆四年（1739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乾隆七年外调做官，曾任江宁、上元等地知县，政声好，很得当时总督尹继善的赏识。三十三岁父亲亡故，辞官养母，在江宁（南京）购置隋氏废园，改名“随园”，筑室定居，世称随园先生。

谁知道袁枚古诗随园诗话的原文和译文，多谢！

这是一部书，答题字数有限，不可能全翻译，仅贴前5篇

一、诗言志

【原文】

古英雄未遇时，都无大志，非止邓禹希文学，马武望督邮也。晋文公有妻有马，不肯去齐，光武贫时，与李通讼逋租于严尤。尤奇而目之。光武归谓李通曰：“严公宁目君耶？”窥其意，以得严君一盼为荣，韩蕲王为小卒时，相士言其日后封王。韩大怒，以为侮已，奋拳殴之。都是一般见解。鄂西林相公《辛丑元日》云：“揽镜人将老，开门草未生。”《咏怀》云：“看来四十犹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皆作郎中时诗也。玩其词，若不料此后之出将入相者。及其为七省经略，《在金中丞席上》云：“问心都是酬恩客，屈指谁为济世才？”《登甲秀楼》绝句云：“炊烟卓午散轻丝，十万人家饭熟时。问讯何年招济火？斜阳满树武乡祠.”居然以武侯自命，皆与未得志时气象迥异。张桐城相公则自翰林至作首相，诗皆一格。最清妙者：”柳荫春水曲，花外暮山多。“叶底花开人不见，一双蝴蝶已先知。“临水种花知有意，一枝化作两枝看。”《和皇上风筝》云：“九霄日近增华色，四野风多仗宝绳。”押“绳”字韵，寄托遥深。

【译文】

古代英雄在没有找到用武之地时，大都没有立下远大的志向。这样的例子很多，如邓禹只通过文学来寄托希望，马武之希望做一名小小的督邮官。晋文公因有妻室和马匹，不愿意离开齐国。光武帝在落魄时，和李通因为拖税的事情到严尤处打官司。严尤因感到奇怪就盯着他看了几眼，光武帝回去后对李通说：“严公盯着你看了吗？”他的言下之意是，被严尤注视是一件荣幸的事情。韩蕲王还是无名小卒时，看相的人断定他日后必定被封王。韩大怒，认为看相之人是在讥讽自己，于是挥拳相向。以上这些人都表现了一个特点，即没有料到自己日后会有所作为。鄂西林相公曾在《辛丑元日》中写过这样的句子：“拿着镜子看自己快要老了，打开门却看到春草还未长出。”他还在《咏怀》中说道：“看来四十岁就已经这样了，那么老到百岁的样子也可以推知了。”这都是他做郎中时所作的诗。品味这些诗词，怎么也不会料到他日后将出将入相。他做了七省经略后，《在金中丞席上》说：“扪心自问，我们都很幸运地被提拔，屈指算一算，又有谁是真正的济世奇才呢？他还在《登甲秀楼》绝句中说道：“袅袅炊烟像千条轻丝飘浮在中午的天空，此时正是千家万户饭香菜熟之时。请问那年那月会招来济世救民的火焰？只见武侯旧祠被树缝中透来的夕阳照得金黄一片。”他居然以武侯自比，没有得志时的气象迥然不同了。张桐城相公则不然，他从做翰林一直到做宰相，所作诗歌都是一个风格。他最清秀的诗句有：“柳荫下的一湾春水曲曲折折地流淌，重重叠叠的山峦旁百花竞相开放。”“叶子底下开的花，人虽然看不见，一双蝴蝶却早已知道了。”“在溪边种花就会知道其中的意境，水中映花，一枝便化作两枝了。”他在《扈跸》上讲：“似乎让人怜悯的龙钟老头，却能趁着满天星斗骑马踏冰。”在他的《和皇上风筝》中又讲道：“风筝在九霄上空飞行，靠日光的照射而绚烂多彩，四面虽有旷野之风的吹拂，风筝却依然仗绳子的稳定作用而逍遥自在。”此处押“绳”字韵，寄托了内心远大的理想和抱负。

二、诗在骨不在格

【原文】

杨诚斋曰：“从来天分低拙之人，好谈格调，而不解风趣。何也？格调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风趣专写性灵，非天才不办。”余深爱其言。须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三百篇》半是劳人思妇率真言情之事，谁为之格？谁为之律？而今之谈格调者，能出其范围否？况皋，禹之歌，不同乎《三百篇》；《国风》之格，不同乎《雅》.《颂》：格岂

有一定哉？许浑云：“吟诗好似成仙骨，骨里无诗莫浪吟。”诗在骨不在格也。

【......更多唯美的句子：www.weimeidejuzi.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