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档案

记得鲁迅先生在一篇题为“死”的杂文里说过，中国人过了五十岁，就会想到死的问题。大概那个时候鲁迅正在病中，“死”这个魔影开始侵袭他了。我们乡间又有句俗话：“人老三不贵，贪财怕死不瞌睡。”也说到了死的问题。可见中国人无论智愚贤不肖，在这个自然规律面前，都有共识与同感。让我渐渐意识到自己临近老年的标志，是在我收到的信件里，喜庆帖子越来越少，而讣闻却越来越多。这些讣闻的主儿大多是我的同代人或比我年事稍长者，也有五六十岁的中年一代的人。遇到较熟的朋友故世，我也常常到火葬场去参加告别仪式。每逢这种场合，像我这样拄着拐杖的三条腿角色，一般都被安排在前面一排的位置上，面对墙上用黑边围绕的死者遗像低头默哀。每当这种时候，一种幽默感就会在我心里油然而生：火葬场里旧人换新人，独独墙上那颗钉子——成不变，今天挂了这张像，我们在底下低头默哀，明天还不知道轮到谁在上面谁在下面。所以我虽然进入人生的暮境，对死亡可谓泰然处之。一次，一位比我年长的朋友来看我，因为许久不见，我们在抽烟时，我问他：“还写写文章吗?”他听了竟漠然地说：“火葬场里又没有办刊物的。”换句话说，对我们这类行将就木的老头子来说，前进的唯一目标，就是快步或慢步地向火葬场走去。过去因为做文章吃过苦头，到了这个时刻，也可以一身轻了。不过我的想法与他有些区别：既然活在这个世界上，要活着就要消费，为了付饭钱，就得为这个社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这也是一种自我精神安慰，并不是因为“人还在心不死”，还想捞点什么带到棺材里去。记得外国有个作家说过：一个人只要经过两种出生入死的境界的磨难，就可以获得自由了，这两种境界就是战争与监狱。我生于乱世，有幸经历过这两种境界的考验。抗日军兴，我从日本弃学回国，投身抗战，曾在中条山前线军队里做对敌日文宣传翻译工作，上下火线，也算是经历过出生入死。那时候，经常跟着部队没日没夜地行军，在枪林弹雨里奔来奔去，也不觉得害怕。有时候长途行军，背上背一个煮熟的牛腿，腰间挂一个大酒壶，没日没夜地、迷迷糊糊地跟着队伍走，饿了割一块牛肉，渴了就喝—口土法造的白酒。人生就是这样——步步地走过来的。再说监狱，也是我人生旅途中的驿站。找从小习性顽劣，不肯安分守已，走—亡社会后又受了知识分子理想和传统的蛊惑，总是拒绝走做太平世界的顺民的道路。所以，命运之神对我的顽劣给了针锋相对的报复：把我一次次投入监狱。1936年初我在北平读中学，因为参加“—二·九”学生远动而被捕；抗战后期我在徐州搞策反，被日本宪兵抓到牢房里，直到抗战胜利才被释放；到上海后不久又因为给进步学生刊物写文章，以“煽动学潮”罪被捉将官里；转眼到了解放，可以松一口气了吧，且慢，批判胡风的乌云又慢慢聚拢来了，终于到1955年，一场风暴把胡风和他的朋友一锅端到监狱去了，我又旧地重游，回到了相别6年的监狱。许多朋友在突然来临的灾难面前感到绝望，有的过早地去世，有的精神错乱了，我因为有了前面几次吃官司的经验，所以虽然在苦海里沉浮了25年，还不至于被命运之神吓唬住，我还是我。但在铁窗里，夜深人静的时候，每每扪心自问，也曾惶惑过：难道我这一辈子就这么度过?监狱里的事情看得多了，人生的许多梦也做醒了，因而就像那位外国作家所说的，人就获得了自由。我十几岁离开家乡，以后一直在外面东奔西跑，国内国外到过不少地方，其中待的时间较长的地方，除了监狱，就算上海了。如果把在上海监狱里的时间也算上，那就更可观了。我常常说，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是动物，可是到了老年就变成植物了，不能跑东跑西了。上海对我来说，是个奇异的地方，尽管我在这里生活了半个世纪，但我的语言和生活习惯却没有什么变化。我仍然操着十足的山西土音，上海人乍听起来觉得像一种外国话；而我的饮食，至今还是以面食为主，对大米、海鲜等上海的日常食品不感兴趣。不过上海人对我的顽固不化并不感到惊讶，因为上海是个移民城市，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它的居民就是由各地来的移民组成的，甚至连一些老外也加入进来。我在1946年和妻子来到上海时，开始是一个靠卖文为生的知识分子，自然生活在下层人民中间。以前我对上海这个城市并不了解，只是从作家写的有关上海生活的小说里知道一些，但有‘三个名称一直没能搞清楚：“亭子间”“老虎灶”和“老板娘”。我在 北方从来没有见过这三样东西。“亭子间”我想一定是带有亭子的古代建筑，是个美轮美奂的好场所，后来才知道亭子间是最不值钱的房间，多半为穷困潦倒的人所租住。“老虎灶”是上海一般市民打开水的地方，但为什么称它为“老虎”，我百思而不解。至于“老板娘”，我—直以为是老板他妈。到上海后我住进了亭子间，打开水也是找老虎灶，而且和弄堂口的各类烟杂店的老板娘打着交道。就在这样的下层社会里我认识了上海。后半辈子我在大学里教书和生活，那里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与市井生活又有了不同。尤其是近十多年来，因为年老体衰，腿脚不便，除偶尔因公务外出，我绝少进入市区，更不要说去闹市区丁，连老城隍庙也好多年没有去丁，尽管我很怀念这个有民族特色的地方。就这样，我又渐渐变成住在上海的“乡下人”了。人生就是这么兜着圈子，这么颠颠簸簸地度过。现在我走路要用拐杖，谈话要用助听器，成了三条腿、三只耳朵的人，有时想想，觉得自己像个《封神榜》里的角色。回顾一生，自然感慨颇多。不过我并不怎样后悔，就像俄国作家契诃夫说过的那样：“如果再让我活一次，人们问我，想当官吗?我说，不想。想发财吗?我说，不想。”不用说来世的事，就是今生今世，我也没有做过当官和发财的美梦，没有想过走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人生道路。我觉得既然生而为人，又是个知书达理的知识分子，毕生的责任和追求，就是努力把“人”这个字写得端正些，尤其是到了和火葬场日近之年，更应该用尽最后一点吃奶的力气，把“人”的最后一捺画到应该画的地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