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涧

陕西的山里有个地方叫清涧，那个地方出大枣。但当我们的车在清涧停下来的时候，看到的却是一条泛着淡黄色泡沫的溪水，从弥漫着黄色烟雾的山的深处流出来，一直流进一条浑浊的大河里。不见蓝天，也没有鸟语花香，空气中流动着一股刺鼻的硫酸味。没有任何语言可以形容我当时的心情。西安一个朋友曾送给我一大包红枣，上面优美地写着“清涧大枣”。他说清涧大枣是如何的有名，是当年的贡品。我把这包清涧大枣从中国背回德国。在湿润寒冷的冬季，我每天很珍惜地拿出几颗供皇帝吃过的东西，洗净以后剔去核子，和银耳放在一起用小火慢慢地炖，炖得满屋清香，然后再放进冰糖。我想象着陕北高原蓝汪汪的天，清清的山涧溪水在阳光下碎银一样地闪光。满山满坡的枣树在冬日灿烂的太阳下欢笑。却不知我是自作多情地用在浓烟和充满化学废料里结果的大枣“滋补”了一个冬天。摄像拍着空中的浓烟和泛泡沫的溪水。这时正好有个女孩子赶着几头羊从溪边走过，摄像叫住她，想让她赶着羊涉过小溪，然后沿着溪水走向大山深处的村庄。那女孩子个子很小，看上去只有七，八岁的样子，脸上很脏，头发细细黄黄的象干草。我的心里突然很痛，护着那女孩子指责摄像，说就因为你要拍个镜头，让人家小姑娘在这么脏的水里走，你以为你是德国电视台，就有权利让人做这样的事情？德国人面面相觑地站在那里看着我。我突然意识到我这会儿婆婆妈妈地象个彻头彻尾的家庭妇女。协助拍摄的中方人员问明了情况，安慰我说，这不算什么，这水不深，乡下孩子能吃苦，你们给她一点钱就行了。我说，她就是不走我也会给她钱。这不是钱的事情。我们会舍得让自己的孩子在深秋的季节趟这样的脏水沟吗？摄像一脸尴尬地说，你这么说就让我很惭愧了。可你也天天在念叨，说空镜头很无聊，要让它们活动起来。这女孩子今天不从脏水里走，可她昨天走过，明天后天还会走。现在她为我们的镜头走一走，还走出了一点意义来。你说是不是？我明白他说的是。我也明白他的设想很好。但我觉得除了理智和道德底线以外，除了拍摄到理想的画面以外，还有一样东西在约束着人的行为，那就是感情。摄像见我犹豫不决，又说，如果需要，我也可以走过这水沟，但我走没有这女孩子走有说服力。我哑然。我知道我今生今世拍不成大片。因为我是个容易被鸡毛蒜皮吸引注意力的女人。我总是在关注片子以外的事情。有一次在蒙古要拍杀羊的镜头，活蹦鲜跳的肥羊牵来了，我看了心里不忍，就跟摄像探讨怎么可以把镜头处理得既拍了杀羊，又不真的杀羊。结果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在那里切磋。周围的蒙古人都坚定不移地站在摄像的一边。最后杀完羊我才知道，蒙古人都在等着吃羊肉。摄像为此批评我不专业，说我最好改行去做做慈善业什么的。我往女孩子的衣袋里塞了几张纸币，告诉她要过小溪，然后沿着小溪一直走，不要停下来，也不要往回看。回到家以后，把钱交给妈妈。我一边说着这些事，一边情绪低落到了极点。我知道我和眼前的这伙人都在做一件徒劳无益的事。我们拍这些环境污染的镜头，到什么时候才能反馈到这里。就是反馈到这里，又能改变什么？这女孩子拿了这几个钱，也根本不能改变她的生活。呼吸着肮脏的空气喝着污染过的水，她或许会早夭。如果侥幸活到十八岁，她就得嫁人，然后她会重复她母亲的生活。她的孩子或许会天天涉过更脏的水沟。一切都很难改变，在这深山野岭里面。一个人十四岁的时候说要改变世界是有理想，一个四十岁的人说要改变世界就是太幼稚。可是一个人如果一生一世不为改变这个世界做一点努力，那就是太自私。我所以总是尽心尽力地在做，希望能改变什么，哪怕只是一点点。摄像架好了机器，同事们都往女孩子衣袋里塞了些东西，巧克力，或者是圆珠笔。女孩子很乖巧，跟每个人都说了谢谢，我帮女孩把脸擦干净，跟她道了再见。她赶着羊走过小溪，肮脏的溪水淹没到她的小腿。她按我们的话一直往前走，没有停下来，也没有再回头。目送着她的身影渐渐消失，我们全体沉默，谁也没说话。这是九十年代中期的事了，我希望现在的清涧已经是名副其实的清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