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史记的名句

司马迁史记的名句

1、 得人者兴，失人者崩。 ——司马迁

2、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 桃李不言，下 自成蹊。 ——司马迁

3、 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 ——司马迁 《史 记·李斯 列传》

4、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司马迁 《史记》

5、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 ——司马迁 《史记》

6、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 ——司马迁 《史记》

7、 今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 ——司马迁 《廉颇蔺相如列传》

8、 孔子世家：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 ——司马迁 《史记》

9、 积羽沉舟，群轻折轴，众口铄金，积销毁骨。 ——司马迁 《史记·张仪列传》

10、 太史公自序：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司马迁 《史记》

11、 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 ——司马迁 《史记·游侠列传》

12、 高祖本纪：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 ——司马迁 《史记》

13、 貌言华也，至言实也，苦言药也，甘言疾也。 ——司马迁

14、 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 ——司马迁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15、 不知其人，则不为其友。 ——司马迁 《史记》

16、 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 膑脚，《 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司马迁 《报任安书》

17、 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司马迁 《报任安书》

18、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司马迁

19、 智者贵在乘时，时不可失 ——司马迁

20、 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司马迁 《史记·滑稽列传》

21、 屈原贾生列传：举世混（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 ——司马迁 《史记》

22、 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 ——司马迁

23、 越王勾践世家：蜚（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司马迁 《史记》

24、 日者列传：得不为喜，去不为恨。 ——司马迁 《史记》

25、 骐骥之踞躅，不如驽马之安步 ——司马迁 《史记·淮阴侯列传》

26、 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 ——司马迁 《屈原列 传》

27、 戴盆何以望天。（行为和目的恰巧相反，主观愿望难以实现。） ——司马迁 《报任少卿书》

28、 君子拙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 ——司马迁

29、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司马迁

30、 淮阴侯列传：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 ——司马迁 《史记》

《史记·游侠列传·郭解》译文

郭解是轵县人，字翁伯。他是善于给人相面的许负的外孙子。郭解的父亲因为行侠，在汉文帝时被杀。郭解为人个子矮小，精明强悍，不喝酒。他小时候残忍狠毒，心中愤慨不快时，亲手杀的人很多。他不惜牺牲生命去替朋友报仇，藏匿亡命徒去犯法抢劫，停下来就私铸钱币，盗挖坟墓，他的不法活动数也数不清。但却能遇到上天保佑，在窘迫危急时常常脱身，或者遇到大赦。等到郭解年龄大了，就改变行为，检点自己，用恩惠报答怨恨自己的人，多多地施舍别人，少望别人报答自己。但他自己喜欢行侠的思想越来越强烈。已经救了别人的生命，却不自夸功劳，但其内心仍然残忍狠毒，为小事突然怨怒行凶的事依然如故。当时的少年仰慕他的行为，也常常为他报仇，却不让他知道。郭解姐姐的儿子依仗郭解的势力，同别人喝酒，让人家干杯。如果人家的酒量小，不能再喝了，他却强行灌酒。那人发怒，拔刀剌死了郭解姐姐的儿子，就逃跑了。郭解姐姐发怒说道：“以弟弟翁伯的义气，人家杀了我的儿子，凶手却捉不到。”于是她把儿子的尸体丢弃在道上，不埋葬，想以此羞辱郭解。郭解派人暗中探知凶手的去处。凶手窘迫，自动回来把真实情况告诉了郭解。郭解说：“你杀了他本来应该，我的孩子无理。”于是放走了那个凶手，把罪责归于姐姐的儿子，并收尸埋葬了他。人们听到这消息，都称赞郭解的道义行为，更加依附于他。 郭解每次外出或归来，人们都躲避他，只有一个人傲慢地坐在地上看着他，郭解派人去问他的姓名。门客中有人要杀那个人，郭解说：“居住在乡里之中，竟至于不被人尊敬，这是我自己道德修养得还不够，他有什么罪过。”于是他就暗中嘱托尉史说：“这个人是我最关心的，轮到他服役时，请加以免除。”以后每到服役时，有好多次，县中官吏都没找这位对郭解不礼貌的人。他感到奇怪，问其中的原因，原来是郭解使人免除了他的差役。于是，他就负荆请罪。少年们听到这消息，越发仰慕郭解的行为。 洛阳人有相互结仇的，城中有数以十计的贤人豪杰从中调解，两方面始终不听劝解。门客们就来拜见郭解，说明情况。郭解晚上去会见结仇的人家，仇家出于对郭解的尊重，委屈心意地听从了劝告，准备和好。郭解就对仇家说：“我听说洛阳诸公为你们调解，你们多半不肯接受。如今你们幸而听从了我的劝告，郭解怎能从别的县跑来侵夺人家城中贤豪大夫们的调解权呢？”于是郭解当夜离去，不让人知道，说：“暂时不要听我的调解，待我离开后，让洛阳豪杰从中调解，你们就听他们的。” 郭解保持着恭敬待人的态度，不敢乘车走进县衙门。他到旁的郡国去替人办事，事能办成的，一定把它办成，办不成的，也要使有关方面都满意，然后才敢去吃人家酒饭。因此大家都特别尊重他，争着为他效力。城中少年及附近县城的贤人豪杰，半夜上门拜访郭解的常常有十多辆车子，请求把郭解家的门客接回自家供养。 待到汉武帝元朔二年，朝廷要将各郡国的豪富人家迁往茂陵居住，郭解家贫，不符合资财三百万的迁转标准，但迁移名单中有郭解的名字，因而官吏害怕，不敢不让郭解迁移。当时卫青将军替郭解向皇上说：“郭解家贫，不符合迁移的标准。”但是皇上说：“一个百姓的权势竟能使将军替他说话，这就可见他家不穷。”郭解于是被迁徙到茂陵。人们为郭解送行共出钱一千余万。轵人杨季主的儿子当县椽，是他提名迁徙郭解的。郭解哥哥的儿子砍掉杨县椽的头。从此杨家于郭家结了仇。 剧孟

郭解迁移到关中，关中的贤人豪杰无论从前是否知道郭解，如今听到他的名声，都争着与郭解结为好朋友。郭解个子矮，不喝酒，出门不乘马。后来又杀死杨季主。杨季主的家人上书告状，有人又把告状的在宫门下给杀了。皇上听到这消息，就向官吏下令捕捉郭解。郭解逃跑，把他母亲安置在夏阳，自己逃到临晋。临晋籍少公平素不认识郭解，郭解冒昧会见他，顺便要求他帮助出关。籍少公把郭解送出关后，郭解转移到太原，他所到之处，常常把自己的情况告诉留他食宿的人家。官吏追逐郭解，追踪到籍少公家里。籍少公无奈自杀，口供断绝了。过了很久，官府才捕到郭解，并彻底深究他的犯法罪行，发现一些人被郭解所杀的事，都发生在赦令公布之前。一次，轵县有个儒生陪同前来查办郭解案件的使者闲坐，郭解门客称赞郭解，他说：“郭解专爱做奸邪犯法的事，怎能说他是贤人呢？”郭解门客听到这话，就杀了这个儒生，割下他的舌头。官吏以此责问郭解，令他交出凶手，而郭解确实不知道杀人的是谁。杀人的人始终没查出来，不知道是谁。官吏向皇上报告，说郭解无罪。御史大夫公孙弘议论道：“郭解以平民身份侠，玩弄权诈之术，因为小事而杀人，郭解自己虽然不知道，这个罪过比他自己杀人还严重。判处郭解大逆无道的罪。”于是就诛杀了郭解翁伯的家族。 从此以后，行侠的人特别多，但都傲慢无礼没有值得称道的。但是关中长安的樊仲子、槐里赵王孙，长陵的高公子，西河的郭公仲，太原的卤公孺，临淮的儿长卿，东阳的田君孺，虽然行侠却能有谦虚退让的君子风度。至于象北道的姚氏，西道的一些姓杜的，南道的仇景，东道的赵他、羽公子，南阳赵调之流，这些都是处在民间的盗跖罢了，哪里值得一提呢！这都是从前朱家那样的人引以为耻的。 太史公说：“我看郭解，状貌赶不上中等人材，语言也无可取的地方。但是天下的人们，无论是贤人还是不肖之人，无论是认识他还是不认识他，都仰慕他的名声，谈论游侠的都标榜郭解以提高自己的名声。谚语说：‘人可用光荣的名声作容貌，难道会有穷尽的时候吗？’唉，可惜呀！”

《史记.游侠列传》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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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侠列传》是《史记》名篇之一，记述了汉代著名侠士朱家、剧孟和郭解的史实。司马迁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不同类型的侠客，充分地肯定了“布衣之侠”、“乡曲之侠”、“闾巷之侠”，赞扬了他们“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不矜其能，不伐其德”等高贵品德。这些被班固视为“罪已不容于诛”（《汉书·游侠传》）的社会底层的人们，在司马迁的笔下却成为倾倒天下大众的英雄，并对他们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对迫害他们的人表示极大愤慨，揭示了汉朝法律的虚伪和不公正的本质，表现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和《史记》一书的人民性。当然，作者对那些被视为“朱家之羞”的“盗跖居民间者”式的豪侠却加以否定和鞭挞。同时作者借儒形侠，又写公孙弘等的诛侠之举，委婉地表现了作者对此类儒者的愤激之情，“真极用意文字”（姚苎田《史记精华录》），难怪正统的封建史学家班固称此文是“退处士而进*雄”（《汉书·游侠传》）。这又从另一角度显示了此文的进步性。

此文不但善于叙事，且叙事与议论相结合，行文中“咨嗟慷慨，感叹宛转”（《史记评林》引董份语），处处倾泻“愤激”“不平之气”（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且层层回环，步步转折，曲尽其妙，真“百代之绝”（董份语）。

文章结构严谨有序，前有叙论，为一篇之纲，后分叙诸侠之事，为叙论作注脚，“太史公曰”总一篇之旨，明作者之情，前后辉映，“篇章之妙，此又一奇也”（吴见思《史记论文》）。

韩非子说：“儒生以儒家经典来破坏法度，而侠士以勇武的行为违犯法令。”韩非对这两种人都加以讥笑，但儒生却多被世人所称扬。至于用权术取得宰相卿大夫的职位，辅助当代天子，功名都被记载在史书之中，这本来没有什么可说的。至于象季次、原宪，是平民百姓，用功读书，怀抱着特异的君子的德操，坚守道义，不与当代世俗苟合，当代世俗之人也嘲笑他们。所以季次、原宪一生住在空荡荡的草屋之中，穿着粗布衣服，连粗饭都吃不饱。他们死了四百余年了，而他们的世代相传的弟子们，却不知倦怠地怀念着他们。现在的游侠者，他们的行为虽然不符合道德法律的准则，但是他们说话一定守信用，做事一定果敢决断，已经答应的必定实现，以示诚实，肯于牺牲生命，去救助别人的危难。已经经历了生死存亡的考验，却不自我夸耀本领，也不好意思夸耀自己功德，大概这也是很值得赞美的地方吧！

况且危急之事，是人们时常能遇到的。太史公说：“从前虞舜在淘井和修廪时遇到了危难，伊尹曾背负鼎俎当厨师，傅说曾藏身傅岩服苦役，吕尚曾在棘津遭困厄，管仲曾经戴过脚镣与手铐，百里奚曾经喂牛当奴隶，孔子曾经在匡遭拘囚，在陈、葵遭饥饿。这些人都是儒生所称扬的有道德的仁人，尚且遭遇这样的灾难，何况是中等才能而又遇到乱世的人呢？他们遇到的灾难怎么可以说得完呢？

世俗人有这样的说法：“何必去区别仁义与否，已经受利的就是有德。”所以伯夷以吃周粟为可耻，竟饿死在首阳山；而文王和武王却没有因此而损害王者的声誉。盗跖和庄凶暴残忍，而他们的党徒却歌颂他们道义无穷。由此可见，“偷盗衣带钩的要杀头，窃取国家政权的却被封侯，受封为侯的人家就有仁义了”，这话并非虚假不实之言。

现在拘泥于偏面见闻的学者，有的死守着狭隘的道理，长久地孤立于世人之外，哪能比得上以低下的观点迁就世俗，随世俗的沉浮而猎取荣耀和名声的人呢？而平民百姓之人，看重取予皆符合道义、应允能实现的美德，千里之外去追随道义，为道义而死却不顾世俗的责难，这也是他们的长处，并非随便就可做到的。所以读书人处在穷困窘迫的情况下，愿意托身于他，这难道不就是人们所说的贤能豪侠中间的人吗？如果真能让民间游侠者与季次、原宪比较权势和力量，比对当今社会的贡献，是不能同日而语的。总之，从事情的显现和言必有信的角度来看，侠客的正义行为又怎么可以缺少呢！

古代的平民侠客，没有听说过。近代延陵季子、孟尝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这些人，都因为是君王的亲属，依仗封国及卿相的雄厚财富，招揽天下的贤才，在各诸侯国中名声显赫，不能说他们不是贤才。这就比如顺风呼喊，声音并非更加宏亮，而听的人感到清楚，这是风势激荡的结果。至于闾巷的布衣侠客，修行品行，磨砺名节，好的名望传布天下，无人不称赞他的贤德，这是难以做到的。然而儒家和墨家都排斥扬弃他们，不在他们的文献中加以记载。从秦朝以前，平民侠客的事迹，已经被埋没而不能见到，我很感遗憾。据我听到的情况来看，汉朝建国以来，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这些人，他们虽然时常违犯汉朝的法律禁令，但是他们个人的行为符合道义，廉洁而有退让的精神，有值得称赞的地方。他们的名声并非虚假地树立起来的，读书人也不是没有根据地附和他们的。至于那些结成帮派的豪强，互相勾结，依仗财势奴役穷人，凭借豪强暴力欺凌孤独势弱的人，放纵欲望，自己满足取乐，这也是游侠之士认为可耻的。我哀伤世俗之人不能明察这其中的真意，却错误地把朱家和郭解等人与暴虐豪强之流的人视为同类，一样地加以嘲笑。

鲁国的朱家与高祖是同一时代的人。鲁国人都喜欢搞儒家思想的教育，而朱家却因为是侠士而闻名。他所藏匿和救活的豪杰有几百个，其余普通人被救的说也说不完。但他始终不夸耀自己的才能，不自我欣赏他对别人的恩德，那些他曾经给予过施舍的人，唯恐再见到他们。他救济别人的困难，首先从贫*的开始。他家中没有剩余的钱财，衣服破得连完整的采色都没有，每顿饭只吃一样菜，乘坐的不过是个牛拉的车子。他一心救援别人的危难，超过为自己办私事。他曾经暗中使季布将军摆脱了被杀的厄运，待到季布将军地位尊贵之后，他却终身不肯与季布相见。从函谷关往东，人们莫不伸长脖子盼望同他交朋友。

楚地的田仲因为是侠客而闻名，他喜欢剑术，象服侍父亲那样对待朱家，他认为自己的操行赶不上朱家。田仲死后，洛阳出了个剧孟。洛阳人*经商为生，而剧孟因为行侠显名于诸侯。吴、楚七国叛乱时，条侯周亚夫当太尉，乘坐着驿站的车子，将到洛阳时得到剧孟，高兴地说：“吴、楚七国发动叛乱而不求剧孟相助，我知道他们是无所作为的。”天下动乱，太尉得到他就像得到了一个相等的国家一样。剧孟的行为大致类似朱家，却喜欢博棋，他所做的多半是少年人的游戏。但是剧孟的母亲死了，从远方来送丧的，大概有上千辆车子。等到剧孟死时，家中连十金的钱财也没有。这时符离人王孟也因为行侠闻名于长江和淮河之间。

这时，济南姓的人家，陈地的周庸也因为豪侠而闻名。汉景帝听说后，派使者把这类人全都杀死了。这以后，代郡姓白的、梁地的韩无辟、阳翟的薛兄、陕地的韩孺，又纷纷出现了。

郭解是轵（zhǐ，指）县人，字翁伯。他是善于给人相面的许负的外孙子。郭解的父亲因为行侠，在汉文帝时被杀。郭解为人个子矮小，精明强悍，不喝酒。他小时候残忍狠毒，心中愤慨不快时，亲手杀的人很多。他不惜牺牲生命去替朋友报仇，藏匿亡命徒去犯法抢劫，停下来就私铸钱币，盗挖坟墓，他的不法活动数也数不清。但却能遇到上天保佑，在窘迫危急时常常脱身，或者遇到大赦。等到郭解年令大了，就改变行为，检点自己，用恩惠报答怨恨自己的人，多多地施舍别人，而且对别人怨恨很少。但他自己喜欢行侠的思想越来越强烈。已经救了别人的生命，却不自夸功劳，但其内心仍然残忍狠毒，为小事突然怨怒行凶的事依然如故。当时的少年仰慕他的行为，也常常为他报仇，却不让他知道。郭解姐姐的儿子依仗郭解的势力，同别人喝酒，让人家干杯。如果人家的酒量小，不能再喝了，他却强行灌酒。那人发怒，拔刀剌死了郭解姐姐的儿子，就逃跑了。郭解姐姐发怒说道：“以弟弟翁伯的义气，人家杀了我的儿子，凶手却捉不到。”于是她把儿子的尸体丢弃在道上，不埋葬，想以此羞辱郭解。郭解派人暗中探知凶手的去处。凶手窘迫，自动回来把真实情况告诉了郭解。郭解说：“你杀了他本来应该，我的孩子无理。”于是放走了那个凶手，把罪责归于姐姐的儿子，并收尸埋葬了他。人们听到这消息，都称赞郭解的道义行为，更加依附于他。

郭解每次外出或归来，人们都躲避他，只有一个人傲慢地坐在地上看着他，郭解派人去问他的姓名。门客中有人要杀那个人，郭解说：“居住在乡里之中，竟至于不被人尊敬，这是我自己道德修养得还不够，他有什么罪过。”于是他就暗中嘱托尉史说：“这个人是我最关心的，轮到他服役时，请加以免除。”以后每到服役时，有好多次，县中官吏都没找这位对郭解不礼貌的人。他感到奇怪，问其中的原因，原来是郭解使人免除了他的差役。于是，他就袒露身体，去找郭解谢罪。少年们听到这消息，越发仰慕郭解的行为。

洛阳人有相互结仇的，城中有数以十计的贤人豪杰从中调解，两方面始终不听劝解。门客们就来拜见郭解，说明情况。郭解晚上去会见结仇的人家，仇家出于对郭解的尊重，委屈心意地听从了劝告，准备和好。郭解就对仇家说：“我听说洛阳诸公为你们调解，你们多半不肯接受。如今你们幸而听从了我的劝告，郭解怎能从别的县跑来侵夺人家城中贤豪大夫们的调解权呢？”于是郭解当夜离去，不让人知道，说：“暂时不要听我的调解，待我离开后，让洛阳豪杰从中调解，你们就听他们的。”

郭解保持着恭敬待人的态度，不敢乘车走进县衙门。他到旁的郡国去替人办事，事能办成的，一定把它办成，办不成的，也要使有关方面都满意，然后才敢去吃人家酒饭。因此大家都特别尊重他，争着为他效力。城中少年及附近县城的贤人豪杰，半夜上门拜访郭解的常常有十多辆车子，请求把郭解家的门客接回自家供养。

待到汉武帝元朔二年，朝廷要将各郡国的豪富人家迁往茂陵居住，郭解家贫，不符合资财三百万的迁转标准，但迁移名单中有郭解的名字，因而官吏害怕，不敢不让郭解迁移。当时卫青将军替郭解向皇上说：“郭解家贫，不符合迁移的标准。”但是皇上说：“一个百姓的权势竟能使将军替他说话，这就可见他家不穷。”郭解于是被迁徙到茂陵。人们为郭解送行共出钱一千余万。轵人杨季主的儿子当县椽，是他提名迁徙郭解的。郭解哥哥的儿子砍掉杨县椽的头。从此杨家于郭家结了仇。

郭解迁移到关中，关中的贤人豪杰无论从前是否知道郭解，如今听到他的名声，都争着与郭解结为好朋友。郭解个子矮，不喝酒，出门不乘马。后来又杀死杨季主。杨季主的家人上书告状，有人又把告状的在宫门下给杀了。皇上听到这消息，就向官吏下令捕捉郭解。郭解逃跑，把他母亲安置在夏阳，自己逃到临晋。临晋籍少公平素不认识郭解，郭解冒昧会见他，顺便要求他帮助出关。籍少公把郭解送出关后，郭解转移到太原，他所到之处，常常把自己的情况告诉留他食宿的人家。官吏追逐郭解，追踪到籍少公家里。籍少公无奈自杀，口供断绝了。过了很久，官府才捕到郭解，并彻底深究他的犯法罪行，发现一些人被郭解所杀的事，都发生在赦令公布之前。一次，轵县有个儒生陪同前来查办郭解案件的使者闲坐，郭解门客称赞郭解，他说：“郭解专爱做*邪犯法的事，怎能说他是贤人呢？”郭解门客听到这话，就杀了这个儒生，割下他的舌头。官吏以此责问郭解，令他交出凶手，而郭解确实不知道杀人的是谁。杀人的人始终没查出来，不知道是谁。官吏向皇上报告，说郭解无罪。御史大夫公孙弘议论道：“郭解以平民身份侠，玩弄权诈之术，因为小事而杀人，郭解自己虽然不知道，这个罪过比他自己杀人还严重。判处郭解大逆无道的罪。”于是就诛杀了郭解翁伯的家族。

从此以后，行侠的人特别多，但都傲慢无礼没有值得称道的。但是关中长安的樊仲子、槐里赵王孙，长陵的高公子，西河的郭公仲，太原的卤公孺，临淮的儿长卿，东阳的田君孺，虽然行侠却能有谦虚退让的君子风度。至于象北道的姚氏，西道的一些姓杜的，南道的仇景，东道的赵他、羽公子，南阳赵调之流，这些都是处在民间的盗跖罢了，哪里值得一提呢！这都是从前朱家那样的人引以为耻的。

太史公说：“我看郭解，状貌赶不上中等人材，语言也无可取的地方。但是天下的人们，无论是贤人还是不肖之人，无论是认识他还是不认识他，都仰慕他的名声，谈论游侠的都标榜郭解以提高自己的名声。谚语说：‘人可用光荣的名声作容貌，难道会有穷尽的时候吗？’唉，可惜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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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侠列传序 史记 韩子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二者皆讥，而学士多称於世云。至如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无可言者。及若季次、原宪（孔子的两个学生，他们隐居不仕），闾巷（街巷，指民间）人也，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当世亦笑之。故季次、原宪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不厌（同‘餍’，饱食）。死而已四百馀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侠，其行虽不轨於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称赞）者焉。 翻译：韩非子说：“儒生用（儒家的）理论扰乱法令，侠士凭借武力触犯禁令。”两者都加以讥讽，但学士大多被世人称赞。至于凭学问取得宰相、公卿、大夫，辅佐他们的君主，功名都写在史册上，本来就没什么可说（非议）的。至于像季次、原宪，（住在）街闾巷子中的人，读了（圣贤）书怀抱着独自践行君子的道德，为道义（绝）不勉强去适合当时的世俗，当时世俗的人们也讥笑他们。因此季次、原宪终身住的草蓬是家徒四壁，穿粗布衣服简单的食物吃不饱。死去四百多年了，但（儒家的）后世弟子永远以他们为榜样。现今的游侠，他们的行为虽不符合正统的法规礼教，但是他们说的话必定讲信用，他们行动必定履行诺言，已经答应的事必定诚心去做，不会吝惜自己的身躯，奔赴别人被厄运困住的地方。完成了生死存亡的斗争后，（他们）却不夸耀自己的本领，羞于（别人）称赞他们的德操，（他们）应该也有很多（值得）称赞的方面啊。 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廪（廪，仓廪，仓库。传说舜没做帝王以前，他的父亲听信后妻的儿子的话，想害死舜。叫舜去修谷仓，便放火烧谷仓；叫舜去挖井，就用土填井），伊尹负於鼎俎（伊尹，商汤的贤相。鼎，烧饭的锅，相传伊尹原是一个善于烹调的厨子），傅说（说，读音yue四声，殷王武丁的贤相，相传他原是傅险[地名]的泥工）匿於傅险，吕尚困於棘津（相传姜子牙七十岁还在棘津[地名]过着卖食谋生的生活），夷吾桎梏（夷吾，管仲。注释见《管晏列传》），百里饭牛（百里奚，秦穆公的相国。他曾经卖身为奴，为人放牛。饭，饲养），仲尼畏匡（畏，受到威胁。孔子在匡[地名]地被人误认为是匡的仇人阳货），菜色陈、蔡（见《孔子困陈蔡》）。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然遭此菑（灾），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飨其利者为有德。”故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见《伯夷列传》），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蹻（读音zhi二声、jiao三声，盗跖、庄蹻，相传是古代的两个大盗）暴戾，其徒诵义无穷。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出自《庄子·胠箧》[胠，读音qu一声，从旁边打开；箧，读音qie四声，小箱子。胠箧，偷窃），非虚言也。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久孤於世，岂若卑论侪（读音chai二声，齐，平）俗，与世沈浮而取荣名哉！而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间者，杰出的人）邪！诚使乡曲之侠，予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於当世，不同日而论矣。要（总）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轻视）哉？ 翻译：遭遇危急，是人们时不时都会遇上的。司马迁说：从前虞朝的舜有被困在井里和谷仓里的危急，（商朝汤帝的贤相）伊尹有背负煮饭锅和砧板的时候，（殷王武丁的贤相）傅说曾藏匿在傅险，姜子牙（七十岁还）困在棘津，管仲曾困在牢狱，百里奚曾喂过牛，孔子在匡地受到威胁，在陈国、蔡国饿得面有菜色。这都是学士们所说的有道德的仁人啊，（他们）都会遭受这样的灾难，何况一般才能的人处在乱世的底层啊？他们遭遇的灾害那里能够说的过来啊！俗（人有）话说：“怎样知道仁义，享用了谁给的利益谁就有德行。”所以伯夷以做周朝人为丑，（宁愿）饿死在首阳山，但周文王、周武王不因为他们的原因而贬损自己国王的声望；盗跖、庄蹻暴戾，他们的弟子称颂他们的道义没个完。由此看来，“偷窃衣带钩的人要被杀头，窃国的人成王成侯，王侯的门中，仁义才存在”，（这话）一点也不假啊。当今（一些人）拘泥于所学有的死抱着一点点道义，长久孤立于世界之外，还不如放下高论看齐世俗，和世事共沉浮来获取荣耀和名声啊！而百姓（出身的）这一类人（游侠），（他们）有完备的获取和给予（的规矩）、重视承诺，千里（之外都有人）传诵他们的道义，即便是死也不在乎（顾及）世俗（对他们）的看法，这也有其长处，不是一般（的人）能够做到的啊。所以学士们穷困窘迫才有地方托付生命，这不就是人们所说的豪杰吗！一定要让乡里的游侠，跟季次、原宪比较权势，在当时（社会）所起的作用，那是不可同日而语啦。总的来说凭立杆见影的效果和言而有信（的信用），侠客的道义又怎么可以轻视它呢？ 古布衣之侠，靡（无，不）得而闻已。近世延陵（吴公子季札，他父亲想立他为君，不受，封于延陵，又称延陵季子）、孟尝、春申、平原、信陵（战国时有名的四公子。以养士著称。孟尝君是齐国的田文，春申君是楚国的黄歇，平原君是赵国的赵胜，信陵君是魏国的魏无忌）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磨练）名，声施於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以余所闻，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都是汉朝初期的著名游侠。《游侠列传》即记叙他们的事迹）之徒，虽时扞（读音han四声，抵触，违犯）当世之文罔（通‘网’），然其私义廉絜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至如朋党宗彊（强），比周（互相勾结）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 翻译：古代平民游侠，没有听说过（未被记载）。近代的延陵、孟尝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这一类人，都因为是国王的亲属，凭借有土地和高官的富裕和丰厚实力，招集天下的能人，在诸侯中扬名立万，不能说不是贤能的人。比如顺风而呼喊，声音没有加快，它的势力更强了啊。至于街巷之中（百姓中）的游侠，修行打造名声，声明远播天下，没有不称贤能的，这就很难了。而儒家、墨家（却还）都排挤摈弃他们（的事迹）不予以记载。从秦朝以前，百姓（身份）的游侠，湮灭不见（于史书），（对）这种事我很遗憾。据我所知，汉朝兴起时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这一些人，虽然常常触犯当时的法令，但是他们个人仁义廉洁能吃亏，有足以称赞的地方。（他们的）名声不是凭空而来的，学士不会平空依附他们。至于那些私结朋党凭宗族横行，互相勾结利用钱财奴役贫民，豪强暴徒侵犯凌辱孤寡弱小，放纵欲望（只顾）自己畅快（的人），游侠们也认为那是丑恶的。我痛心世俗的人们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境界，而卑贱地看待朱家、郭解等人，将他们与暴徒豪强之徒作为同类而一起嘲笑他们。

史记《游侠列传》的翻译

韩非子说：“儒生以儒家经典来破坏法度，而侠士以勇武的行为违犯法令。”韩非对这两种人都加以讥笑，但儒生却多被世人所称扬。至于用权术取得宰相卿大夫的职位，辅助当代天子，功名都被记载在史书之中，这本来没有什么可说的。至于象季次、原宪，是平民百姓，用功读书，怀抱着特异的君子的德操，坚守道义，不与当代世俗苟合，当代世俗之人也嘲笑他们。所以季次、原宪一生住在空荡荡的草屋之中，穿着粗布衣服，连粗饭都吃不饱。他们死了四百余年了，而他们的世代相传的弟子们，却不知倦怠地怀念着他们。现在的游侠者，他们的行为虽然不符合道德法律的准则，但是他们说话一定守信用，做事一定果敢决断，已经答应的必定实现，以示诚实，肯于牺牲生命，去救助别人的危难。已经经历了生死存亡的考验，却不自我夸耀本领，也不好意思夸耀自己功德，大概这也是很值得赞美的地方吧！

况且危急之事，是人们时常能遇到的。太史公说：“从前虞舜在淘井和修廪时遇到了危难，伊尹曾背负鼎俎当厨师，傅说曾藏身傅岩服苦役，吕尚曾在棘津遭困厄，管仲曾经戴过脚镣与手铐，百里奚曾经喂牛当奴隶，孔子曾经在匡遭拘囚，在陈、葵遭饥饿。这些人都是儒生所称扬的有道德的仁人，尚且遭遇这样的灾难，何况是中等才能而又遇到乱世的人呢？他们遇到的灾难怎么可以说得完呢？

世俗人有这样的说法：“何必去区别仁义与否，已经受利的就是有德。”所以伯夷以吃周粟为可耻，竟饿死在首阳山；而文王和武王却没有因此而损害王者的声誉。盗跖和庄?凶暴残忍，而他们的党徒却歌颂他们道义无穷。由此可见，“偷盗衣带钩的要杀头，窃取国家政权的却被封侯，受封为侯的人家就有仁义了”，这话并非虚假不实之言。

现在拘泥于偏面见闻的学者，有的死守着狭隘的道理，长久地孤立于世人之外，哪能比得上以低下的观点迁就世俗，随世俗的沉浮而猎取荣耀和名声的人呢？而平民百姓之人，看重取予皆符合道义、应允能实现的美德，千里之外去追随道义，为道义而死却不顾世俗的责难，这也是他们的长处，并非随便就可做到的。所以读书人处在穷困窘迫的情况下，愿意托身于他，这难道不就是人们所说的贤能豪侠中间的人吗？如果真能让民间游侠者与季次、原宪比较权势和力量，比对当今社会的贡献，是不能同日而语的。总之，从事情的显现和言必有信的角度来看，侠客的正义行为又怎么可以缺少呢！

古代的平民侠客，没有听说过。近代延陵季子、孟尝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这些人，都因为是君王的亲属，依仗封国及卿相的雄厚财富，招揽天下的贤才，在各诸侯国中名声显赫，不能说他们不是贤才。这就比如顺风呼喊，声音并非更加宏亮，而听的人感到清楚，这是风势激荡的结果。至于闾巷的布衣侠客，修行品行，磨砺名节，好的名望传布天下，无人不称赞他的贤德，这是难以做到的。然而儒家和墨家都排斥扬弃他们，不在他们的文献中加以记载。从秦朝以前，平民侠客的事迹，已经被埋没而不能见到，我很感遗憾。据我听到的情况来看，汉朝建国以来，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这些人，他们虽然时常违犯汉朝的法律禁令，但是他们个人的行为符合道义，廉洁而有退让的精神，有值得称赞的地方。他们的名声并非虚假地树立起来的，读书人也不是没有根据地附和他们的。至于那些结成帮派的豪强，互相勾结，依仗财势奴役穷人，凭借豪强暴力欺凌孤独势弱的人，放纵欲望，自己满足取乐，这也是游侠之士认为可耻的。我哀伤世俗之人不能明察这其中的真意，却错误地把朱家和郭解等人与暴虐豪强之流的人视为同类，一样地加以嘲笑。

鲁国的朱家与高祖是同一时代的人。鲁国人都喜欢搞儒家思想的教育，而朱家却因为是侠士而闻名。他所藏匿和救活的豪杰有几百个，其余普通人被救的说也说不完。但他始终不夸耀自己的才能，不自我欣赏他对别人的恩德，那些他曾经给予过施舍的人，唯恐再见到他们。他救济别人的困难，首先从贫贱的开始。他家中没有剩余的钱财，衣服破得连完整的采色都没有，每顿饭只吃一样菜，乘坐的不过是个牛拉的车子。他一心救援别人的危难，超过为自己办私事。他曾经暗中使季布将军摆脱了被杀的厄运，待到季布将军地位尊贵之后，他却终身不肯与季布相见。从函谷关往东，人们莫不伸长脖子盼望同他交朋友。

楚地的田仲因为是侠客而闻名，他喜欢剑术，象服侍父亲那样对待朱家，他认为自己的操行赶不上朱家。田仲死后，洛阳出了个剧孟。洛阳人靠经商为生，而剧孟因为行侠显名于诸侯。吴、楚七国叛乱时，条侯周亚夫当太尉，乘坐着驿站的车子，将到洛阳时得到剧孟，高兴地说：“吴、楚七国发动叛乱而不求剧孟相助，我知道他们是无所作为的。”天下动乱，太尉得到他就像得到了一个相等的国家一样。剧孟的行为大致类似朱家，却喜欢博棋，他所做的多半是少年人的游戏。但是剧孟的母亲死了，从远方来送丧的，大概有上千辆车子。等到剧孟死时，家中连十金的钱财也没有。这时符离人王孟也因为行侠闻名于长江和淮河之间。

这时，济南姓的人家，陈地的周庸也因为豪侠而闻名。汉景帝听说后，派使者把这类人全都杀死了。这以后，代郡姓白的、梁地的韩无辟、阳翟的薛兄、陕地的韩孺，又纷纷出现了。

郭解是轵（zhǐ，指）县人，字翁伯。他是善于给人相面的许负的外孙子。郭解的父亲因为行侠，在汉文帝时被杀。郭解为人个子矮小，精明强悍，不喝酒。他小时候残忍狠毒，心中愤慨不快时，亲手杀的人很多。他不惜牺牲生命去替朋友报仇，藏匿亡命徒去犯法抢劫，停下来就私铸钱币，盗挖坟墓，他的不法活动数也数不清。但却能遇到上天保佑，在窘迫危急时常常脱身，或者遇到大赦。等到郭解年令大了，就改变行为，检点自己，用恩惠报答怨恨自己的人，多多地施舍别人，而且对别人怨恨很少。但他自己喜欢行侠的思想越来越强烈。已经救了别人的生命，却不自夸功劳，但其内心仍然残忍狠毒，为小事突然怨怒行凶的事依然如故。当时的少年仰慕他的行为，也常常为他报仇，却不让他知道。郭解姐姐的儿子依仗郭解的势力，同别人喝酒，让人家干杯。如果人家的酒量小，不能再喝了，他却强行灌酒。那人发怒，拔刀剌死了郭解姐姐的儿子，就逃跑了。郭解姐姐发怒说道：“以弟弟翁伯的义气，人家杀了我的儿子，凶手却捉不到。”于是她把儿子的尸体丢弃在道上，不埋葬，想以此羞辱郭解。郭解派人暗中探知凶手的去处。凶手窘迫，自动回来把真实情况告诉了郭解。郭解说：“你杀了他本来应该，我的孩子无理。”于是放走了那个凶手，把罪责归于姐姐的儿子，并收尸埋葬了他。人们听到这消息，都称赞郭解的道义行为，更加依附于他。

郭解每次外出或归来，人们都躲避他，只有一个人傲慢地坐在地上看着他，郭解派人去问他的姓名。门客中有人要杀那个人，郭解说：“居住在乡里之中，竟至于不被人尊敬，这是我自己道德修养得还不够，他有什么罪过。”于是他就暗中嘱托尉史说：“这个人是我最关心的，轮到他服役时，请加以免除。”以后每到服役时，有好多次，县中官吏都没找这位对郭解不礼貌的人。他感到奇怪，问其中的原因，原来是郭解使人免除了他的差役。于是，他就袒露身体，去找郭解谢罪。少年们听到这消息，越发仰慕郭解的行为。

洛阳人有相互结仇的，城中有数以十计的贤人豪杰从中调解，两方面始终不听劝解。门客们就来拜见郭解，说明情况。郭解晚上去会见结仇的人家，仇家出于对郭解的尊重，委屈心意地听从了劝告，准备和好。郭解就对仇家说：“我听说洛阳诸公为你们调解，你们多半不肯接受。如今你们幸而听从了我的劝告，郭解怎能从别的县跑来侵夺人家城中贤豪大夫们的调解权呢？”于是郭解当夜离去，不让人知道，说：“暂时不要听我的调解，待我离开后，让洛阳豪杰从中调解，你们就听他们的。”

郭解保持着恭敬待人的态度，不敢乘车走进县衙门。他到旁的郡国去替人办事，事能办成的，一定把它办成，办不成的，也要使有关方面都满意，然后才敢去吃人家酒饭。因此大家都特别尊重他，争着为他效力。城中少年及附近县城的贤人豪杰，半夜上门拜访郭解的常常有十多辆车子，请求把郭解家的门客接回自家供养。

待到汉武帝元朔二年，朝廷要将各郡国的豪富人家迁往茂陵居住，郭解家贫，不符合资财三百万的迁转标准，但迁移名单中有郭解的名字，因而官吏害怕，不敢不让郭解迁移。当时卫青将军替郭解向皇上说：“郭解家贫，不符合迁移的标准。”但是皇上说：“一个百姓的权势竟能使将军替他说话，这就可见他家不穷。”郭解于是被迁徙到茂陵。人们为郭解送行共出钱一千余万。轵人杨季主的儿子当县椽，是他提名迁徙郭解的。郭解哥哥的儿子砍掉杨县椽的头。从此杨家于郭家结了仇。

郭解迁移到关中，关中的贤人豪杰无论从前是否知道郭解，如今听到他的名声，都争着与郭解结为好朋友。郭解个子矮，不喝酒，出门不乘马。后来又杀死杨季主。杨季主的家人上书告状，有人又把告状的在宫门下给杀了。皇上听到这消息，就向官吏下令捕捉郭解。郭解逃跑，把他母亲安置在夏阳，自己逃到临晋。临晋籍少公平素不认识郭解，郭解冒昧会见他，顺便要求他帮助出关。籍少公把郭解送出关后，郭解转移到太原，他所到之处，常常把自己的情况告诉留他食宿的人家。官吏追逐郭解，追踪到籍少公家里。籍少公无奈自杀，口供断绝了。过了很久，官府才捕到郭解，并彻底深究他的犯法罪行，发现一些人被郭解所杀的事，都发生在赦令公布之前。一次，轵县有个儒生陪同前来查办郭解案件的使者闲坐，郭解门客称赞郭解，他说：“郭解专爱做奸邪犯法的事，怎能说他是贤人呢？”郭解门客听到这话，就杀了这个儒生，割下他的舌头。官吏以此责问郭解，令他交出凶手，而郭解确实不知道杀人的是谁。杀人的人始终没查出来，不知道是谁。官吏向皇上报告，说郭解无罪。御史大夫公孙弘议论道：“郭解以平民身份侠，玩弄权诈之术，因为小事而杀人，郭解自己虽然不知道，这个罪过比他自己杀人还严重。判处郭解大逆无道的罪。”于是就诛杀了郭解翁伯的家族。

从此以后，行侠的人特别多，但都傲慢无礼没有值得称道的。但是关中长安的樊仲子、槐里赵王孙，长陵的高公子，西河的郭公仲，太原的卤公孺，临淮的儿长卿，东阳的田君孺，虽然行侠却能有谦虚退让的君子风度。至于象北道的姚氏，西道的一些姓杜的，南道的仇景，东道的赵他、羽公子，南阳赵调之流，这些都是处在民间的盗跖罢了，哪里值得一提呢！这都是从前朱家那样的人引以为耻的。

太史公说：“我看郭解，状貌赶不上中等人材，语言也无可取的地方。但是天下的人们，无论是贤人还是不肖之人，无论是认识他还是不认识他，都仰慕他的名声，谈论游侠的都标榜郭解以提高自己的名声。谚语说：‘人可用光荣的名声作容貌，难道会有穷尽的时候吗？’唉，可惜呀！”

《游侠列传》序 的原文谁有?就是《史记》里面的,要原文.

游侠列传序 史记韩子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二者皆讥,而学士多称于世云.至如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主,功名俱着于春秋,固无可言者.及若季次、原宪,闾巷人也,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当世亦笑之.故季次、原宪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不厌.死而已四百余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于井廪,伊尹负于鼎俎,傅说匿于傅险,吕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饭牛,仲尼畏匡,菜色陈、蔡.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然遭此灾,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飨其利者为有德.”故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跷暴戾,其徒诵义无穷.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世,岂若卑论侪俗,与世沈浮而取荣名哉!而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闲者邪?诚使乡曲之侠,予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埶激也.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以余所闻,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扞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大意：(一)自“韩子曰儒以文乱法”至“盖亦有足多者”说明游侠与学士多称于世.(二)自“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至“又曷可少哉”说明拘学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世,为若侠客之功见言信.(三)自“古布衣之侠”至“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说明布衣之侠修行（去声）砥名,是为难耳.主旨：说明游侠重义轻生、廉洁退让、言信行果、济人缓急,有足称于世者.（篇首(一)）文体：形式为应用文（序；书序）；内容为论说文.

《史记》中“游侠列传”与“刺客列传”的价值

《史记》中 “刺客"¨游侠"之比较 (栾为)(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黑龙江哈尔滨150080)

摘要：“侠客”是中国文学长廊里一类独具魅力的人物形象。令人魂牵梦绕的侠客梦，令人咀嚼回味的侠文化是中国大地上一道独特的风景。什么是“侠客”?人们可以这样解释：勇猛无畏，身怀绝技，威震武林，浪迹江湖；也可以这样解释：见义勇为，抱打不平，疏财济贫，惩恶扬善；还可以这样解释；说一不二，任侠使气．疾恶如仇。视死如归。那么“侠客”形象发端于哪里呢?追根究底， 《史记》中《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是其两个泉眼，而他们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摘录全篇论文如下:

中国历史悠久的土壤中孕育了一类独具魅力的人物——侠客，千百年来歌咏侠客的诗篇，称颂侠客的传奇举不胜举、蔚为可观。炎黄子孙有一个但愿长作不愿醒的多彩“侠客梦”，东方文明留下了令人咀嚼回味不已的侠文化。那么这侠客形象发端于哪里呢?追本溯源，司马迁是为侠客作传的第一人，《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这两篇奇崛文字是打开后世侠文学的两个泉眼。虽然随着历史推移， “侠客”以一个完整的形象屹立于文学长廓，但肇端之初，刺客与游侠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他们身上不仅有相同相似之处，也存在很多差别。不如让我们翻开《史记》，将这青史独留的英雄侠义作一番浅析。

人物是历史中的人物，有他们生活的社会语境；每一个人物又都是“这个”，有他们各自的文化品格；此外，人物又都是作家笔下诞生的、塑造的，作家的创作艺术也有很重要的作用。从社会时代、文化品格、创作艺术三方面考察刺客与游侠，二者的差别就明朗了。一、社会时代之异《刺客列传》所传五人，生活在动荡的战国时代。随着周天子的衰微，西周以来的礼乐制度逐渐崩溃.动荡不安的社会催动人们的社会责任感、对人生的关怀、自我意识与自尊情感逐渐觉醒，日益浓厚。有口才，善于审时度势的人，奔走于各国之间成为策士，即纵横家。研究学问，设馆授徒，讲学走天下之人成为学士，即儒生。余下最下层一类人：大多文化修养不高，又没有多少赀财，只能勉强糊口度日，空有一腔凌云之志、报国热血。他们也渴望实现辉煌的人生，建立不朽的功业，得到社会的认可。与此同时，四分五裂的政治局面促使各诸侯广招人才为我所用，养士、用士之风弥烈。于是，欲伸之志与用士之风两相契合，造就了天下间第一种激烈人—— 刺客。他们没有独立的地位，只能依附于权贵门下，成为政治权势的一种附庸。游侠之名，虽然最早见于《韩非子·五蠹》，但由于“自秦以来，湮灭不见”，故《游侠列传》所传之侠集中于秦汉以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秦汉政权El益巩固，统治

阶级对待士的态度明显发生了变化；作为战国乱世产物——游侠，地位一落千丈，甚至到了用之如虎、不用如鼠的境地。游侠到了秦汉之际便与贵族王权相脱离。但战国时期思想观念对游侠的影响依然存在。《礼记》中载有“言必先信，行必中正”之语；儒家好名又讲究信诺，受人之托全力以赴；墨子提倡“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从而达到“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在这些思想影响下，游侠刻意修身立名，以扶危济困为己任。而秦汉以来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孑L子所主张的“仁政”、“攻心”、“化性”，轻视“怪力乱神”，从根本上否定了游侠的存在。结果游侠便成了一个独立阶层：一方面与统治阶级相对抗，触犯统治阶级的利益“扦当世之文罔”；一方面又与思想界相对立“儒、墨皆排摈不载”。于是游侠走下政治舞台，走入民间，从政治家的工具变成我行我素轻视公卿的独立一群。

刺客与游侠生活的社会时代土壤的差异，使刺客成为“脱身白刃里，杀入红尘中” (李白《侠客行》)专为恩主行刺之人；游侠则成为轻生高气、急人之难，施恩而不求回报的另一种人。

二、文化品格之殊

不仅社会语境不同，表现在文本当中刺客、游侠的文化品格也不尽相同，突出表现在思想特征、精神气质和悲剧色彩等方面。思想观念是人行动的航标，不同思想指导下人的行为表现不同。刺客与游侠文化品格上的差异，归根到底是二者思想主旨不同造成的。刺客重感情，讲报恩；游侠重原则，讲施恩。刺客不是嗜血好杀的魔鬼，不是轻易许诺的莽撞之徒，也不是精神变态热衷于自杀自残的自虐狂。相反，他们是极重感情的热血之士。曹沫“以勇力事鲁庄公，庄公好力”，即使在曹沫为鲁将，与齐战，三败北，鲁割地求和的情况下，庄公“犹复以为将”。庄公的厚爱与信任给了曹沫以巨大的情感力量，于是曹沫柯盟之时以匕首劫桓公，为了庄公，为了鲁国前去行刺。专诸刺吴王僚，有人认为“司马迁传刺客五人，专诸为下”，理由是助纣为虐、不辨忠奸。实际上专诸之所以为公子光刺吴王僚，在于“光既得专诸，善客待之”，且行刺之前“公子光顿首日： ‘光之身，子之身也。”’两人二位一体，公子光是专诸的知己。为光刺僚则正体现出专诸重情讲义，心之诚、情之厚。豫让刺赵襄子，执着不悔，豫让自己说的明白： “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荆轲初至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荆轲嗜酒， 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在稠人闹市之中慷慨悲歌旁若无人，这非矫情造作，非玩世不恭，更非放浪形骸及时行乐，而是刺客寂寞的泪水，是刺客寂寞的呐喊。恩主的知遇点燃了刺客胸中的烈

火。于是荆轲敢冒天下险，为太子丹金殿刺秦王。因为重情，所以无所谓忠奸，无所谓名利，更无所谓生死。谁知我，我死谁!至于游侠则重原则，讲施恩。“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游侠一切行动的出发点都依据心中行为准则：“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廉洁退让”急人之难。他们把救助厄困的社会道德推向极至，为了履行道德责任施恩于人可以“扦当世之文罔”，可“以躯借交报，藏命作奸，剽攻不休，及铸钱掘冢。”朱家“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 “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救季布之难后“及布尊贵，终身不见也。”不求回报。田仲、剧孟、王孟等亦皆是行侠讲信之人。郭解以“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振人之命，不矜其功”为行为规范。当自己侄儿被杀，郭解没有贸然报仇行凶，而是暗中了解情况后，作出公允评判“公杀之固当，吾儿不道”。可见，游侠所追求的目标是主持人间正义，而临血缘亲情与社会公理矛盾的时候，往往大义灭亲以维正道。当有人“箕居视之”表现出无礼之态时，郭解不先究人过，而先查己过“是吾德不修也”更以德报怨，阴脱其人践更之役，又替人排仇解难不求名利。足见游侠乃是以人间公理正道捍卫者形象立世的，其施恩是源于原则的力量。刺客是胸中有一把火之人，因情感的催动可以不计后果、不计名利、不计生死，为情而战；游侠是心中有一把尺之人，行事有所依凭，守信讲义，为理而战。不同的思想观念引导他们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

“客”因勇显而“侠” 以豪闻。刺客精神气质的核心是一个“勇”字。曹沫行刺之后，竟然弃匕首于埴下，就群臣之位而颜色不改，辞令如故。当其束手之机，桓公大可以擒而杀之，然而左右莫敢动者，在于曹沫的夺霸之气、壮士之风。豫让厕中刺襄子，襄子心动而惊；桥下伏击，马惊而警，足见其气逼人。荆轲刺秦，“群臣皆愕”“尽失其度”。可见刺客之勇有夺人心魄的力量。此外，刺客之勇非匹夫之勇，而是有勇有谋的智者之勇。专诸行刺之前做了仔细分析“方今吴外困于楚，而内无骨骰之臣，是无如我何”，行刺之时，置匕于鱼炙之中，用心巧妙。荆轲借樊於期之头，燕国督亢地图及徐夫人之匕，合三者之利前去行刺，可谓大智大勇。刺客之勇还是一种带有血腥之气的勇。豫让为了行刺“变姓名为刑人”， “漆身为厉，吞炭为哑”， 自毁形状，行乞于市。聂政行刺之后， “皮面决眼，自屠出肠”，死后暴尸街头。荆轲行刺“左股断，身被八创。”其血腥之气愈浓，则愈显其勇。最后，刺客之勇更是一种执著之勇， “立意皎然，不欺其志”；豫让“盖棺事则已” 的执著，荆轲“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坚定。由此观之，空有情，还不足以成为刺客。伯夷叔齐对故国之爱不能说不厚，比干对纣王之情不能说不深，然而他们之所以都成不了刺客，正在于他们缺乏勇气；慧星裂月，白虹贯日，一股激荡天地的勇气力量!游侠在精神气质上则体现一个“豪”字。不将荣辱名利放在心上的豪爽之气，不为己欲专门利人的豪拔之气。游侠急人之难，不是出于金钱、权势、名利的考虑，完全从心中之义出发。合于义，则为之，不计报偿；不合义，则不为，千金难动其心。朱家于季布尊贵之后终身不见；剧孟死后家

无余十金之财；郭解及徙茂陵，家贫，不中赀。尽管贫穷，然一旦人有事相求，合于义，游侠则全力以赴，急人之难。这正是游侠精神力量的可贵之处，感人之处，这就是豪。豪，“可能济王法之穷，可以去人心之憾。”于是归聚之人则众： 自关东以来，莫不延颈与朱家交；剧孟母死，自远方送葬盖千乘；王孟以侠称江淮间；诸公闻郭解之义“益附焉”，“少年闻之，愈益莫解之行”，“诸公已故严重之，急为用”，及郭解徙家“诸公送出者千余万”“关中贤豪知与不知，闻其声，争交欢解。”刺客因勇震惊古今，游侠以豪感动天地。刺客可敬，游侠可叹。由于二者的思想特征、精神气质不同，刺客与游侠身上的悲剧色彩也不尽相同。刺客所作之事源于自己内心的情感与勇气，不足为外人道，也很难为别人所理解。刺客之死，死得轰轰烈烈，重于泰山。荆轲是刺客的集中代表。‘好读书论剑”， “为人深沉好书，其所游诸候，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荆轲可谓文韬武略兼备之士，然玉在璞中无有知者： “以术说卫元君，卫元君不用”；与盖聂论剑，“怒而目之”；与鲁句践博，“怒而叱之”。无人理解，无人赏识。及至燕，与狗屠、高渐离和歌于市，相乐已而相泣。荆轲是孤独的、苦闷的。为报知遇之情，慨然赴秦“登车而去，终已不顾”，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身被八创，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 以荆轲为代表的刺客是完美的人物形象，他们的死即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令人心惊动魄、肃然起敬，达到个人悲剧的极至。“令人浅读之而须眉四照，深读之则刻骨十分。”相比之下，游侠之死的个人悲剧色彩要淡一些。《游侠列传》中详记郭解。郭解不是一个完人；少年时性情残忍偏激，报复心极重。曾私自铸造钱币，偷掘坟墓盗取殉葬财物。及其年长方“折节为俭”。虽然郭解年少时行为不端，但年长后行侠仗义不失为有德之人。那么这样有德之人为什么会死呢?《史记索隐述赞》： “游侠豪居，籍籍有声，权行州里，力折公卿。”名为“游侠”，实似“白衣卿相”。景帝尽诛游侠之属，郭解最后被族诛，这不能不使人探问背后的社会原因。有德讲义忠信之人反遭屠戮，实乃社会不幸。“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游侠的悲剧令人可哀可叹，个人悲剧色彩虽不浓烈，但意义却更为深刻。刺客之悲，如慷慨羽声，令人目嗔牙裂，头发上指；游侠之悲，如变徵之音，令人欷歇感叹，垂泪涕泣。

综上可见，刺客与游侠的确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尽管二者有着这样那样的不同，但他们身上仍有很多交错的相似性，这些相似性使他们在漫长的历史渐进过程中融合在一起。首先，他们都来自社会下层，都具有一股自下而上的抗暴精神。无论是以行刺的血腥方式，还是以行侠急困的温和方式，他们都开辟了除入仕、归隐之外的第三条道路一以个人力量自下而上进行反抗。

其次，在精神品质上他们都有很强的责任意识，无论是为了报恩还是急困，一旦受人之托则将终人之事，而且为了这千金之诺，可以轻生死，抛血躯。于是仗剑而行的外在形象与重义讲信、轻生高气的内在气质上的相通，使刺客与游侠很容易地合二为一，以一个高大的“侠客”形象屹立世间。儒侠、义侠、豪侠⋯⋯各式各样的侠客织就了多彩的“侠客梦”，开辟了下层民众的精神家园，在那里正义得以伸张，邪恶得以铲除，人们的情感得以渲泻。

最后， 《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都具有尚奇色彩。西汉受楚地文化影响颇深，楚国文化“信巫鬼，重淫祀。”这种巫风自朝廷到民间无处不在，而史官又是从巫觋中脱胎而来。司马迁深受此风影响，喜欢猎奇。于是在《史记》中记人叙事无不蒙上神秘面纱。司马迁疏荡多变，忽起忽落，其来无端，其去无迹的笔法，给《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刺客与游侠身上的神奇色彩，也是使二者迅速合为一体的原因所在。就在后世人追奇、探奇、写奇的过程中，侠文学、侠文化延绵流淌而来。合上这部史家绝唱，那浪迹江湖、任侠使气、嫉恶如仇、视死如归的侠客形象仍在我们心中久久不散。青史独留的英雄侠义千载之下，人们仍可见其傲世雄风，闻其飘香侠骨!

汉书。游侠列传中班固对游侠的态度

看黑字那一段

《史记》里面有《游侠列传》，《汉书》也有《游侠列传》，而且还都对后世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可以说：要研究侠文化，就要先研究《史记》与《汉书》中的《游侠列传》。

在这两本书中，虽说记述游侠的篇章都叫做《游侠列传》。但是，二人对游侠的态度却相距甚远。司马迁在史记中强调的是："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与司马迁不同，班固却认为游侠是"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于强世者"，而且"扼腕而游侠者，以四豪为称首。于是背公死党之议成，守职奉上之义废"，于是乎游侠"罪已不容于诛"。同是写侠列传，二者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

我想这首先是因为认知主体自身经历的不同。一千个人由于自身经历的不同当他们看待同一哈姆雷特之时，就会有一千个不同的哈姆雷特。同样的道理，司马迁与班固眼中的游侠自然也会不同。司马迁因"李陵之祸"而受"宫刑"之辱，虽说事后后悔的汉武帝刘彻对他有一些补偿，但再怎么说也是大错已经铸成，更何况还是那种不能补救还给司马迁带来身心双重伤害的错误。虽说司马迁不敢说什么，但他心中却有极大的悲愤与不满，这在其作品中多次流露出来。"胸中小不平可以以酒消之"，但是，"世间之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之"。虽然在别人眼中高祖、文、景、汉武之时堪称治世，但在司马迁眼中，那就是一个乱世，绝对的乱世。柳亚子有句诗是"乱世天叫重游侠"，既然在司马迁看来那是乱世，游侠又多于社会秩序不稳定，法律秩序不健全的乱世跳出来跟政府唱对台戏，游侠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得到褒奖也就不足为怪了。当然了，司马迁把游侠当作正面人物来写或许有几分是出于惺惺相惜之意，有几分是出于借写游侠来发泄自己对刘家政权的不满。

如果说在司马迁眼中汉武帝是一个大昏君的话，那么在班固眼中，汉明帝绝对是一个大大的名君。再怎么说班固也是私改国史，即使侥幸不被杀头，充军发配也是免不了的。但，英明的汉明帝不仅不杀不发，而且他还给了班固一个不小的官--兰台令史，让他继续修著汉书，给其完成将其父所作《史记后传》写成成一家之言的《汉书》之机会。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如果说班固是一匹千里马的话，那汉明帝绝对是慧眼的伯乐。你让班固怎么能不对他感激涕泠。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专跟政府唱对台戏的游侠，虽说你们"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但你们以"匹夫之细，窃生杀之权"，敢跟政府对着干，争民心誉望，更不用说你们还"不容与道德"、"放纵于末流，杀身亡宗"。如果说始于汉景帝时的杀戮游侠是对其力量上的削弱的话，那么，班固的汉书就是要让游侠"遗臭万年"。

其次，统治者的个人喜好倾向也是造成二书中对游侠褒贬各异的重要原因。汉武帝那个人可以说是雄才大略，当然，也可以说是好大喜功。他那个人做事有的时候求的就是一痛快，只要痛快，怎么都行。挽弓纵马，追虎逐鹿，对他而言，即使不是家常便饭，我估计也差不多。而且，汉武帝那个人也尚武，好少（见《太平御览》），他用事四边也是尽人皆知的事。游侠那种天马行空，独立不羁的气度和风格为他所喜欢也不足为怪，所以我个人觉得用"好侠"来代替什么尚武、好少、雄才大略之类的词来形容汉武帝要更恰当。汉明帝就跟汉武帝不一样，虽说汉明帝到底好什么我不太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那个人挺推崇佛教的。虽说佛教在西汉末年就已经传入我国，但一直也没什么太大的发展，这个局面在汉明帝时得到了极大的改变，佛教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发展并壮大了起来。为什么呢？政府重视呗！当然这一切自明帝始。当时，明帝听说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就派使者赴天竺"取经"，将经书以白马驮回，不仅建了我国第一座佛教寺庙--白马寺，而且还对佛教大加推崇。佛教叫人忍，叫人求来世，或许明帝就是看中了这一点才派人千里迢迢去"西天"取经，因为这个"忍"字在维护统治者统治方面实在是非常有用，它能让老百姓作顺民，老老实实受你统治者的剥削。而你，游侠，却非跳出来打抱不平，明帝他老人家看你能顺眼吗？班固敢说你好吗？如果他敢说你好，我估计他准成第二个司马迁。

再次,迁固二人思想成分也是不同的，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武帝即位后，任太史令达三十年之久。司马谈博学，精通天文、《易》学和黄老之学。司马迁十岁起诵读「古文」，并接受其父的启蒙教育。渊源久长的家学对他后来治学道路有深刻的影响。虽说司马迁在后随父去长安时，同当时著名经学大师孔安国、董仲舒学习《古文尚书》和《春秋》，但幼年时期所受影响往往一生难以磨灭。虽说他在一定程度上受儒学影响，但在学术界大多认为在司马迁的思想中道家成分占有的是较大比例。班固则不一样，虽说佛教在汉明帝前后迅速传播，但其难以影响儒学的统治地位，综观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除特殊阶段的特殊情况，儒学地位只会加强而不会削弱，东汉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快速上升时期，儒学对加强封建统治越来越有用，班固在章帝建初四年(79年)奉诏撰集诸儒生在白虎观讲论五经异同事，成《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义》就是很好的例证。班固则不一样，他出身于仕宦家庭,受正统儒家思想影响极深。道家思想中逍遥的成分很重，游侠也有一种天马行空、独立不羁的气度、风格，一个受道家思想影响深的人自然会对游侠由衷的喜爱。而儒家最讲究社会伦理，他们讲究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讲究社会秩序的协调，游侠的游，有几层意思。一个就是是指游离，游离于国家的制度法律之外。就是说，不遵守一定的规章、制度、法律等等，而且游侠还妄想要凭游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眼光，代替政府独掌正义，这种破坏社会秩序之徒怎么能会为儒学者所容忍。

还有一点，《史记》中的游侠与《汉书》中的游侠有着质的差别。《史记》中的游侠那可真称的上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呀。《史记》称闾巷之侠“修行批名，声施于天下”,用司马迁的话讲就是"千里诵义，为死且不顾"，这样的大侠司马迁不称颂他们也难呀！而班固笔下的游侠呢？侠，本来是为老百姓服务的，他们打抱不平，捐躯赴死为的也是老百姓。可《汉书》中的游侠呢？原书中有这样一句"列侯近臣贵戚皆贵重之"，这个“之”字自然指的是游侠了。但这样的游侠据我看来已经不能再被称为游侠了。因为你侠打抱不平是为老百姓打抱不平，那些列侯近臣贵戚根本用不着你打抱不平。如果你为老百姓打抱不平的话那些列侯近臣贵戚也不会对你贵重之了。因为，直接迫害压迫老百姓的不是皇帝，而恰恰是这些列侯近臣贵戚。他们说你好意味着什么？难道你帮老百姓打抱不平，得罪了他们他们还会说你好吗？还会对你"贵重之"吗？与官府争民心争誉望，甚至达到了“列侯近臣贵戚皆贵重之”。这就难怪荀悦下这样的断语：“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汉纪》卷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从不同的角度去看还不一样呢？更何况二者本来就不一样。

最后，我认为还有一点也应该考虑进来。韩非子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游侠对法律的不屑决定了其只有在乱世之时才能有生存空间。当社会秩序稳定时，你游侠要想代替统治者来执掌正义，别说统治者不许，就是人民也不会同意。作为炎黄子孙，赶上一个衣食无忧的世道不容易。我好不容易赶上一个，你游侠又跑出来跟着捣什么乱？你要真是打抱不平倒还罢了，问题是你是在打抱不平吗？你所谓的那些不平是真的不平还是你自己看着不顺眼，是借打抱不平之名发泄自己情绪还是在为那些"列侯近臣贵戚"卖命？"侠"在《词源》中被解释为"旧时指打抱不平、见义勇为的人"，其他字典词典中也有类似的解释。司马迁能捧游侠那可能是他经历过乱世，好象汉武帝在位时就发生了"七国之乱"，还是柳亚子那句话"乱世天叫重游侠"。与此相反，班固可是一点乱世也没经历过。东汉光武、明、章之时，统治清明，社会秩序相对稳定。而游侠偏又是难以在社会秩序稳定之时生存的一个群体。

虽说迁固二人对游侠褒贬不一，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对游侠他们都做了一分为二的评价，只不过侧重点各有不同。司马迁重的是游侠重信讲义的一面，而班固侧重的则是游侠不守法律，以个人意气定是非的一面。可以说在种种社会和个人的原因的影响下，他们能做到这一点是相当难得的，也是我们在看待游侠文化时所应当借鉴的。在我们对游侠文化大加推崇的同时也要看到其副面影响。从郭解那个著名的侠客里看到：第一，仗义实际上是个人主义的任性，是无理性的行为；第二，某些仗义行为，已严重违背当时法律；第三，一些人特别是青少年跟着效仿，打着仗义的旗号，结党一方，称王称霸，借义行恶，为害乡里，影响社会治安；第四，人们畏惧郭解的势力胜于畏惧国家，连卫青这样历史赫赫有名的将军都为其说情。或许，我们的传媒不应该只宣传其重信讲义的一面。

游侠虽然只有在乱世中才能生存。如果太平盛世，那么，政府不会允许游侠活动，现代社会也不需要游侠出来打抱不平，行侠仗义，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的社会已经是一个完美的社会，我们的社会依然有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现代社会是法制的社会，社会的不平之处我们的法律能够将其解决，现代社会已经没有游侠存在的社会基础。不过，虽说游侠难容于现代社会，游侠文化却可以在现代社会得到广泛传播。以前中国人喜欢游侠是因为中国人在游侠身上寄予极大的希望。《史记》里面有这么一段话：“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缓和急，其中突出的是急，就是每个人都可能碰到麻烦，都有需要人家帮助的时候。然后，司马迁就列举了很多圣人，包括孔夫子。这样一大堆圣人都经常碰到危险和困难，何况像处于被剥削被压迫地位的老百姓。社会有法律，有官府，但是，很多坏人，官府和法律制他不了，或者说不愿意制他。这样，中国老百姓才有可能想象，在法律和政府之外，另外有一批人，这批人跟政府没关系，但是，他能够帮助老百姓，即所谓拯世济难。这就是中国的游侠能够被接受或者代代相传的心理基础，这就是武侠文化源远流长的原因。当然了，在从《后汉书》起，所有的历史著作就不再为游侠立传的情况下，侠文化能以其他形式记载流传下来也要得益于中国文人对游侠的喜爱。文学里面的游侠多，不是因为中国的游侠很多，而是中国很需要游侠，中国文人很喜欢游侠。用龚自珍的诗来说，就是：“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中国文人之所以对游侠的喜爱除了在侠的身上寄托了被拯救的希望以外，还有一点就是侠本身那种气质：独立不羁。那种天马行空、独立不羁的气度、风格，很受文人的欣赏。也就是说，中国的文人，尤其是长期在书斋里面生活的读书人，特别向往一种不受法律、不受规章制度约束的生活。现代社会虽然不需要游侠来打抱不平，但需要游侠那种天马行空、独立不羁的气度、风格来滋润我们日渐干渴的精神生活。现代人的压力太大了，极需要在现实生活有一片理想的原野，以供我们的精神纵横驰骋。游侠世界虽说是虚幻的，但能极大的满足我们的精神需求，所以我认为武侠文化仍然有很大的存在必要性，现代人很难离开武侠，一部分人可以没有武侠，但整个社会不可没有武侠。

关于《游侠列传》的一些一词多义的词语

垓下歌 项羽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提示：拔山，形容力大无比，甚至能把高山拔起来。盖世，气势高昂，可以压倒世上的一切。“逝”，奔驰。 这首诗大意是：自命不凡的天子不想承认眼前的现实，他认为这种局面是“时不利兮骓不逝”造成的，并非他的过错。而失败的关键是在历次战斗中一往无前的乌骓今天竞不肯率先冲出重围。他认为乌骓暗示着一切；过去的荣耀、现在的困境和未来的毁灭。最后，他走投无路，只有对勇敢跟随在身边的虞姬哭诉：“我可怎么安排你呀？”

大风歌 刘邦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提示：这首歌是刘邦打败项羽，统一天下后在平定鲸布叛乱回京（长安）途中，转道故乡沛县时所作。流露出他得天下、归故里得沾沾自喜之情和对今后国防的忧心。第一句指包括刘邦在内的群雄在各地纷纷起义，而最终只有他刘邦威望远扬天下。同为交战双方，为何胜败迥异呢？《鸿门宴》可以让我们窥一斑而知全貌。

二、解题

1、作家作品

司马迁(前145—前90?)：字子长，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夏阳(今陕西韩城市)人，生活在西汉武帝时代。父亲司马谈是太史令。司马迁20岁外出游历，足迹遍南北，后继父职，任太史令。前后曾为郎中、太史令、中书令等职。

《史记》共130篇，52万字，包括“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个部分，记事上起轩辕黄帝，中经唐、虞、夏、商、周、秦，下迄汉武帝太初年间。《史记》包罗广泛，体大精深。它不仅写了远古、近古，也写了当代；不仅写了中原、华夏，也写了边疆、外国；不仅写了政治、军事，也写了经济、文化；不仅写了帝王将相、英雄豪杰，也写了下层社会各色人等。这种囊括古今各类知识、各家各派文化于一炉而加以融会贯通的气魄，是前无古人的；司马迁自述其写作此书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种打通一切领域，自立学术章程，总结一切规律以求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宏伟目标，也是前无古人的。

《史记》中最激动人心的思想在今天看来主要有四点：其一是它所表现的进步的民族观。司马迁吸收了战国以来有关中国境内各民族以及周边国家发展来源的说法，在《史记》中把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原、荆楚、吴越、秦陇、两广、云贵、塞北、东北各地区的国家与民族都当作黄帝的子孙，这对于两千年来我国这个多民族的友好大家庭的形成与稳定，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不仅如此，司马迁在写到汉王朝对周边国家、周边民族用兵的时候，又总是站在反对穷兵黩武，反对扩张、掠夺的立场，他所追求的是各民族间平等友好地和睦相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司马迁是当时汉族被压迫人民与各周边少数民族的共同的朋友。 其二是它所表现的进步的经济思想。这包括强调发展经济，认为经济是国家强大的基础；反对单打一的“重本抑末”，而提倡“工”“农”“商”“虞”四者并重；反对从政治上对工商业者的歧视，而歌颂他们的本领、才干，并专门为他们树碑立传等等。 其三是它所表现的强烈的民主性与批判性。《史记》是先秦文化的集大成，司马迁是先秦士大夫优秀思想人格的继承者与发扬者。他之所以写《史记》不是单纯地为了记载历史陈迹，而是明确地为了“成一家之言”，因而《史记》中就突出地显示了一种作者所追求的理想政治、理想社会的光芒，和对现实政治、现实社会的种种批判。其中有些是相当深刻、相当准确，甚至有些是两千年来常读常新的。 其四是贯彻全书的那种豪迈的人生观、生死观、价值观。司马迁在《史记》中所歌颂的几乎都是一些勇于进取、勇于建功立业的英雄。他们有理想、有抱负、有追求；他们为了某种信念、某种原则可以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都有一种百折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司马迁曾在《报任安书》中写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他遭受宫刑，痛不欲生，为了完成《史记》他顽强地活了下来。他视为榜样的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司马迁的个人奋斗经历与《史记》中所歌颂的这些艰苦奋斗的思想，是司马迁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财富，它永远给我们以激励，给我们以启迪，当我们灰心丧气、濒临绝望的时候，给我们以无比的力量、信心与勇气。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伟大的历史著作，同时也是我国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伟大的文学著作。从历史的角度讲，《史记》开创了我国古代两千多年纪传体的历朝“正史”的先河；从文学的角度讲，《史记》第一次运用丰富多彩的艺术手法，给人们展现了丰富多彩而又各具个性的历史人物。有震铄古今的帝王如秦始皇、项羽、刘邦、汉武帝；有家喻户晓的朝臣如管仲、晏婴、萧何、张良；有百战百胜的名将如白起、韩信、卫青、霍去病；有改革家如吴起、商鞅、赵武灵王；其他节烈型的有屈原、王蠋；口辩型的有张仪、苏秦、郦食其；侠义型的有鲁仲连、荆轲、朱家、郭解；滑稽型的有淳于髡、优旃等等。他们千姿百态，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大约有一百多个。

《史记》人物与先秦文学人物的显著差异在于它们鲜明的个性。由于作者十分注意设身处地揣摩每个情节、每个场面的具体情景，并力求逼真地表达出每个人物的心理个性，因此《史记》的描写语言和他为作品人物所设计的对话都是异常精彩的。我想只要我们细心地把《廉颇蔺相如列传》《荆轲列传》中有关“完璧归赵”“渑池会”“易水送别”“秦庭惊变”等情节、场面的具体描写分析一下；把《项羽本纪》《高祖本纪》中有关项羽、刘邦、张良等人物的对白分析一下，我们会深深为作者那种出神入化的匠心独运所倾倒。《高祖本纪》写刘邦与项羽相峙于荥阳时，项羽的部下一箭射中了刘邦的胸口，而刘邦当时竟“乃扪足曰：‘虏中吾趾!’”这对刘邦那种绝顶聪明，那种像是条件反射一样迅速而自然的随机应变，而同时又是“恢宏大度”、好骂人、好调笑的性格是多么生动的刻画!当项羽被围垓下，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的时候，他“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清代周亮工说：“垓下是何等时?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马逃亡，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作歌诗!即有作，亦谁闻之，而谁记之与?吾谓此数语者，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此话可谓道出了《史记》文学性的某些重要诀窍。也正是从这些方面，我说《史记》在塑造人物的方法上，似乎有一种飞跃性的超前的成熟。

《史记》文学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的抒情性。《史记》中有些作品篇幅不长，而通篇像一首诗，如《伯夷列传》《屈原列传》《游侠列传》就是这样的。但《史记》中大量篇章的抒情性是在于作品的夹叙夹议，以及融浓厚的爱憎感情于叙事、描写之中。如《项羽本纪》《魏公子列传》《李将军列传》等就是这样的。整部《史记》是一曲爱的颂歌、恨的诅曲，是一部饱含作者满腔血泪的悲愤诗。鲁迅曾说司马迁“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汉文学史纲要》)《史记》的主观色彩与其抒情性，在历朝“正史”中是最浓厚、最突出的。

《史记·游侠列传》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这句是什么意思？？求白话

况且，平安或危急，是人们常常能遇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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