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写中日友好关系的诗句

唯美的句子唯美句子 06-20 1920 0

描写中日友好关系的诗句

1.李白《哭晁卿衡》：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悟。

2.王维的《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一首最为深切感人。其诗曰：“积水不可极，安知沧海东！九州何处远？万里若乘空。向国惟看日，归帆但信风。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

3.“宝刀近出日本国,越贾得之沧海东”。

有没有比较客观描写现代日本的书？

政治 | 经济 | 中日交流 | 科技 | 文化 | 社会 | 评论 | 中日论坛 | 图片库 | 日文版日本频道 >> 笹川日中友好基金 >> 出版物笹川日中友好基金通过支持多种以及自身策划的大量研究活动，从中获得了很多知识和技术信息，并面向社会出版相关书籍。出版书籍如下。今后我们还会更广泛地公布基金活动所获最新知识。

■《日本文化的历史》尾藤正英著／彭曦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

■近年，一些关于日本人的论调持续走热。作者认为部分言论缺乏事实和历史根据，为阐明日本文化的精髓及其历史渊源而著此书。作者为揭示日本人的价值观和日常生活中的意识形态，主要着眼于宗教和思想的历史变迁，描写了日本社会固有的民族精神，并展现了充满活力的日本社会如何在国家和社会组织存在方式的不断变化中形成新时期的本国文化。作者视角独特，结合近年来日本文化史的相关研究成果，对诸如“日本的双系家庭与中国的父系家庭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等课题展开了独特的探讨。正如作者所述，长期以来，很多中国人和韩国人都认为日本社会缺乏独有文化。随着本书在中国翻译出版，相信能够加深人们对日本文化及日本人民族性的了解。

■《战后漫画50年史》竹内长武著／李斌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

■日本的大众文化在中国年轻人中人气颇高，据说不少人是在接触了日本动漫以后才开始学习日语的。至今为止日本的漫画作品大量涌入中国，但鲜见关于漫画理论的译介。本书以跟漫画有关的各种事件为线索，回顾了日本战后最普及的大众文化---漫画自诞生以来50年间走过的历程。作为了解日本战后漫画发展状况的入门书籍，相信会有助于改善目前“漫画热”与“漫画历史冷”之间的不平衡局面。

■《战后日本大众文化》鹈饲正树、永井良和、藤本宪一编／苑崇利、史兆红、秦燕春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年

■作者并非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探讨“何为大众文化”，而是着眼于“战后”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阐述了该时期下日本社会的特点。针对战后日本社会中普及面最广的事物，作者试图从文化角度进行解读，并以此为切入点剖析“大众文化”。本书大体分为“生活”、“家庭”、“身体”、“娱乐”四个部分，具体而言，就“学校午餐”、“冰箱”、“家庭餐厅”、“婚礼”、“宴会”、“儿童房间”、“黄金周”、“宠物”、“健康保险法”、“化妆”、“棒球”、“出境游”、“街头表演”、“摄影”等十多种文化事物和现象进行了分析。提到大众文化，人们往往会联想到电视、漫画、电影等事物，本书则通过关注与普通人日常生活联系最紧密的事物和现象，为我们揭示了大众文化的真面目。这样的视角对于中国的读者而言可谓新鲜。仅以“学校午餐”为例，不仅能让人了解日本人的思维方式、了解日本当时的社会状况，同时透过这一事物多少也能窥探日本文化的深层内涵。

■《日本地方自治》礒崎初仁、金井利之、伊藤正次共著／张青松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年

■本书是有着很深造诣的研究者们共同执笔撰写的关于日本地方自治体的最新书籍。在内容上，从日本地方自治的制度构成到历史、政策、管理应用、民主参与、近代改革等，覆盖面广、言简意赅。对于一般读者来说，这本书是一条了解日本地方自治知识的快速通道，也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入门书籍。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被称之为是地方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地方制度的整顿及协商民主机制的完善依旧是亟待解决的一大课题。相信本书中文译本的出版能够对中国今后的地方制度的整顿及改革产生积极的作用。

■《富士山与日本人》青弓社编集部编／周以量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年

■众所周知，富士山是日本引以为傲的象征，但真正了解它的历史及相关文化的人却少之又少。本书会给您呈现一个完整的富士山，例如富士山图像与日本人性格的分析、富士山画作在美术史上的意义、近代日本教科书与富士山的关联、富士山在登山史上的地位、富士山的宗教含义、有关富士山的文学描写、外国人眼中的富士山等等。专家们各自不同的论述可为您展现一个完整的富士山全貌。通过对富士山整体的把握，读者不仅能够获取日本文化方面的相关知识，还能够挖掘出隐藏在日本文化深处的奥秘。

■《手机小说的秘密》速水健朗著／汪平、陈乐兵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

■我们尚且不谈日本的“不良男女”是否能够被称之为是一种文化，但手机小说可以算是一种对由手机形成的人际关系进行描写的小说。本书以敏锐的视点准确捕捉手机小说诞生的背景，成功展现了当代青少年生动而真实的生活现状。同时，书中关于地域社区的分析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当代日本年轻人文化及生活现状的独特视点。

当今时代，中国的年轻人同样热衷于手机、MSN、博客等网络文化。这些虽然属于文化中的一种，但相对于“主流文化”而言，这些则被称之为“非主流文化” （alternative culture）或“反文化” （counterculture）。孰好孰坏，不能一概而论。我们如何去对待新时代出现的这些新型文化，是当今社会的重大课题之一。

通过阅读此书，读者可以对由社会构造的变化及手机小说产生的背景相结合而产生的当代“不良”文化有更加深刻的了解。中国的读者也可以此书为契机，重新正确认识中国的“不良”文化。这是一本能够从全球化视点拓展到文化论研究、能够为大家提供机会，以及探讨共同构筑多文化共存社会的不可多得的好书。

■《日本经济史 1600-2000》浜野洁、井奥成彦、中村宗悦、岸田真、永江雅和、牛岛利明著／彭曦、刘妹含、韩秋燕、唐帅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

■《日本经济史1600-2000》一书着眼日本近代经济遗产对近代工业化所发挥的作用，以历史比较性的观点，叙述了1600年关原合战至2000年间的日本经济史。长达4百年的时间跨度可能会使读者认为本书是一部规模宏大的著书，其实，由于江户时代资料的匮乏做不到对这段历史中的经济发展进行详细论述，内容倾向干脆简练，所以对希望概括地了解日本经济进程的读者来说，本书是一本非常适合的教科书。

目前，本书已被选为日本图书馆协会的既定图书，并被庆应义塾大学、关西大学等日本各地名牌大学用作最新教科书。

即使中国读者没有日本经济史相关知识背景，通过本书的中文版也可达到同样的理解效果。且书中对日本战后经济结构作了详细介绍，对有兴趣了解日本经济史的读者来说，无疑会是一部趣味性、可读性并重的读物。同时将其推荐给中国的大学做为教科书使用。

■《日本文化中的时间与空间》加藤周一著／彭曦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

■作者加藤周一生于1919年，2008年12月逝世，是战后日本最具代表性的评论家之一。本书是加藤周一先生一生探究日本思想史的集大成之作，封面的介绍中写道：“作者以时间和空间为主轴线，对‘何谓日本文化的特质’这个大命题进行探究。作者在书中列举丰富的文学•绘画•建筑作品来进行纵向、横向的比较和对照，以诠释贯穿于日本文化中独特的时间•空间概念，并将日本人的时间•空间意识总结为“现在”和“这里”。本书文笔锋利，内容涉及日本的宗教观和自他意识，是作者探索日本文化的本质及其可能性•界限的最新作品。”

加藤周一对日本文学史的研究、及提出的日本文化杂种论等观点在中国享有广泛知名度。2008年，他的作品《何谓日本人》（讲谈社出版）的中文版（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在中国引起了巨大反响。《日本文化中的时间与空间》中文版，对中国读者了解日本人的思考行为方式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超越国境的历史认知—来自日本学者和海外中国学者的观点》刘杰三谷博杨大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年

■本书介绍了2001年—2005年年召开的题为“日中青年历史研究者会议”的会议讨论成果。

■《公益项目的评价 Public Benefit Project Evaluation》邓国胜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年

■这套书介绍了2001年—2003年实施的名为“中国公益事业评价体系的构成”的工作成果。

■《日本与东亚经济的合作》高僧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2年

■本书介绍了2000年召开的题为“21世纪日本青年研究者研讨会”的成果。

■《当代日本社会的思潮》蒋立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1年

■本书介绍了2000年召开的“21世纪日本青年研究者研讨会”的成果。

■《对非盈利组织机构的评价 Non-Profit Organization Evaluation》邓国胜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年

■本书介绍了2001年—2003年实施的“中国公益事业评价体系的构成”活动成果。

■《中国NPO 社会改革之门现已打开》王名、李妍焱、冈室美惠子第一书林 2001年

■本书介绍了2001年-2003年“构筑中国公益事业评价系统”活动的成果。

■通过完备中国非营利部门的组织活动的评价基准，以非营利部门的发展为目标进行的“构筑中国公益事业评价系统”取得了相应成果。此书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合作出版。它清楚地向日本国民展示了他们所不知道的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实际状况。

■《果树栽培新技术》永田荣一编著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 2001年

■此系列图书介绍了1995-1999年“中国农村领导人养成”的活动成果。

■《50项先进实用农业技术》冯渝生等编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 2000年

■此系列图书介绍了1995-1999年“中国农村领导人养成”的活动成果。

■《山羊养殖技术》李云龙编著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 2000年

■此系列图书介绍了1995-1999年“中国农村领导人养成”的活动成果。

■《食用菌栽培技术》张渭编著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 2000年

■此系列图书介绍了1995-1999年“中国农村领导人养成”的活动成果。

■《种族中国：他们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游仲勋编著东京：日本时报有限公司 2000

■本书介绍了1993-1994年“中国华侨动向调查”的活动成果。

■《21世纪华人华侨启动世界的经济力量》游仲勋编著日本时报 2001年

■本书介绍了1994-1994年“中国华侨动向调查”（061、076）的研究成果。

■《21世纪的日本-政治外交发展趋势》蒋立峰主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0年

■本书介绍了1999年“21世纪年轻的日本研究人员论坛”的活动成果。

■《21世纪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研讨会论文集》林红主编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9年

■本书介绍了“21世纪都市生活环境综合开发研讨会”的活动成果。

■《四个半世纪的中日交流》天儿慧、园田茂人东洋经济新报社 1996年

■本书介绍了1995-1996年“中日交流实况调查”(103、116)的活动成果。

■1998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26年，同时也是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0周年。因此我们出版了《四个半世纪的中日交流》一书。5位研究人员（天儿慧、园田茂人、冈崎雄儿、张记淳、赵宏伟）分别从政治、经济、人员流动、彼此印象、国民交流等视角展开了颇有远见的讨论。

■《中日交流团体名鉴 1995年》笹川和平财团中日友好基金东方书店 1996年

■本书介绍了1995-1996年“中日交流实况调查”（103、116）的活动成果。

■中日交流日趋频繁，我们着眼于越来越多的团体和组织活动，希望阐明其活动实况。因此针对公益性较强的中日交流活动团体进行了问卷调查。本书介绍了此项调查结果。其中刊登了日本国参与中日交流的友好团体、自治体、政府机关、企业、大众传媒等约900家单位。

■《中日两国的互相认识》蒋立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年

■本书介绍了在2000年召开的题为“21世纪日本青年研究者研讨会”的成果。

■《21世纪的中日关系的发展构想》蒋立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4年

■本书内容是源于在2000年召开的题为“21世纪日本青年研究者研讨会”的会议讨论成果。

■由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合作连续5年召开了日中青年研究者系列研讨会。系列研讨会的议题分别是：1999年以“日本的政治外交”为题、2000年以“日本的社会思潮”为题、2001年以“日本和东南亚区域的经济合作”为题、2002年以“中国人的日本观和日本人的中国观”。还有，2003年时该系列工作的最后一年，与2003年12月20日—21日在北京的和平宾馆召开了题为“从全球出发考虑中日关系（21世纪的中日关系的发展构想）”的研讨会。出席此次会议的有来自日本方面的11位青年研究者和中国方面的23位青年研究者，两国青年研究者热情的交换了各自论文思想。本书将会以上发表的论文进行整理归纳为论文集，收录了34篇以直面日中政治经济领域为中心思想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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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的街市，作者简介和写作背景是什么？

天上的街市

作者郭沫若

郭沫若（1892一1978）。1892年11月16日出生于四川省乐山县铜河沙湾，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现代文学家、历史学家、新诗奠基人之一。

1914年，郭沫若留学日本，在九州帝国大学学医。1921年，发表第一本新诗集《女神》。1930年，他撰写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49年，郭沫若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会主席。

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文联主席等要职，当选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二、第三、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78年6月12日，因病长期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86岁。

本名：郭沫若

别称：郭开贞

字号：字鼎堂，号尚武，笔名沫若

所处时代：清朝至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族族群：汉族

写作背景：

1921~1922年,中国处于北洋军阀混乱时期.面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作者感到极大的愤怒.从地上的街灯联想到天上的明星,又联想到街灯,描写天上的街市,使人展开了想象的翅膀,不满地上的现实.从而想象到牛郎和织女团聚生活,这里的牛郎和织女已经得到了解放,他们生活得很美满.明星和街灯这回还往复的互喻,创造了一个充满幻想,诗情画意的意境,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憧憬.

什么是古诗写意？

李清照《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赏析

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 ·李清照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赏析一】

现存李清照《如梦令》词有两首，都是记游赏之作，都写了酒醉、花美，清新别致。这首《如梦令》以李清照特有的方式表达了她早期生活的情趣和心境，境界优美怡人，以尺幅之短给人以足够的美的享受。

“常记”两句起笔平淡，自然和谐，把读者自然而然地引到了她所创造的词境。“常记”明确表示追述，地点在“溪亭”，时间是“日暮”，作者饮宴以后，已经醉得连回去的路径都辨识不出了。“沉醉”二字却露了作者心底的欢愉，“不知归路”也曲折传出作者留连忘返的情致，看起来，这是一次给作者留下了深刻印象的十分愉快的游赏。果然，接写的“兴尽”两句，就把这种意兴递进了一层，兴尽方才回舟，那末，兴未尽呢？恰恰表明兴致之高，不想回舟。而“误入”一句，行文流畅自然，毫无斧凿痕迹，同前面的“不知归路”相呼应，显示了主人公的忘情心态。盛放的荷花丛中正有一叶扁舟摇荡舟上是游兴未尽的少年才女，这样的美景，一下子跃然低上，呼之欲出。一连两个“争渡”，表达了主人公急于从迷途中找寻出路的焦灼心情。正是由于“争渡”，所以又“惊起一滩鸥鹭”，把停栖在洲渚上的水鸟都吓飞了。至此，词嘎然而止，言尽而意未尽，耐人寻味。

这首小令用词简练，只选取了几个片断，把移动着的风景和作者怡然的心情融合在一起，写出了作者青春年少时的好心情，让人不由想随她一道荷丛荡舟，沉醉不归。正所谓“少年情怀自是得”，这首诗不事雕琢，富有一种自然之美。

【赏析二】

这首词在南宋人黄升的《花庵词选》中题为“酒兴”。

玩词意，似为回忆一次愉快的郊游而作。词人命舟备酒，畅游于清溪，因沉酣竟不知日之夕矣。沉沉暮霭中，回舟误入曲港横塘，藕花深处。这是一个清香流溢，色彩缤纷的，幽杳而神秘的世界。它给词人带来的是巨大的惊喜和深深的陶醉。

花香、酒气，使词人暂时摆脱了封建社会名门闺秀的重重枷锁，显现出她开朗、活泼，好奇、争强要胜的少女的天性。于是有争渡之举。当轻舟穿行于荷花之中，看着栖息在花汀渔浦的鸥鹭惊飞，她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生命的活力。这种活力就从词短促的节奏和响亮的韵脚中洋溢而出。

这首词杨金本《草堂诗余》误作苏轼词，《词林万选》误作无名氏词，《古今词话》、《唐词纪》误作吕洞宾词。从“误作”之多，也可看出此词之放逸已超出了“闺秀词”的范围，所以有人把它列入男性作者的名下。但南宋人黄升的《花庵词选》、曾慥的《乐府雅词》都把它作李清照词，应当是可信的。

渔歌子，词牌名

渔歌子①•【唐】张志和

西塞山前白鹭飞，②

桃花流水鳜鱼肥。③

青箬笠，④绿蓑衣，

斜风细雨不须归。

【作者】张志和，字子同，婺州金华（今浙江金华）人。唐朝肃宗时待诏翰林。后因事贬官，赦还，不复仕进，居江湖，自号烟波钓叟。著有《玄真子》集《全唐诗》录其九首诗词。渔歌子，词调名，又名渔父歌。本为唐朝教坊曲。分单双调两种，单调27字，五句，四平韵；双调50字，仄声。张志和《渔歌子》共有五首，全是单调。

【释词】

①不须：不想。

②归：回去，回家。

【注释】

①此调原为唐教坊名曲。分单调、双调二体。单调二十七字，平韵，以张氏此调最为著名。双调，五十字，仄韵。《渔歌子》又名《渔父》或《渔父乐》，大概是民间的渔歌。作者写了五首《渔歌子》，这是第一首。据《词林纪事》转引的记载说，张志和曾谒见湖州刺史颜真卿，因为......更多唯美的句子：www.weimeidejuzi.cn

张学友的《李香兰〉背景是怎么样的呀,讲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

恼春风/我心因何恼春风/说不出/惜酒相送/夜雨冻/雨点透射到/照片中/回头似是梦无法弹动/迷住凝望你/退色照片中/啊，像花虽未红……”

张学友的这首歌演绎的是上个世纪30年代一个对于中国百姓多少有些神秘的名字——

李香兰。40岁以下的人很难感受其中以慢板带出的既痴情又忧伤的氛围，因为当时的上海是中国一个在文化感情上从来未曾有过的缺口。蜂拥而至的舶来文化和中国的新文化都在这里碰撞冲击。然而，透过这位红极一时的歌手，我们或许可以窥探到当时一些耐人寻味的情境。

生于中国的日本人

为了在上海走红，李香兰很早就已经找到并且认定属于自己的那份闪烁气质。她原名山口淑子，家人称她为豆豆。她是日本人，1920年2月12日出生于中国辽宁省奉天(今沈阳)附近的北烟台，不久举家迁往抚顺。她的祖父山口博自幼酷爱汉学，仰慕古老的中国文化，所以在明治三十六年(1906年)从故乡佐贺县来到中国，并长久地居住下来。她出生之时，伪满洲国打着“五族协和”的建国旗号成立了，许多日本人都认为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拉开序幕，可事实却相反。

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名义上是伪满洲国的元首，实际上却只是个傀儡，实权则由日本关东军掌握着，他们虐杀无辜以致民不聊生。目睹着中国大地哀鸿遍野、满目疮痍的惨状，在沈阳铁路局工作的父亲山口文雄和同样崇拜中国文化的母亲石桥爱十分哀痛却满是无奈，他们只能把中日友好的希望寄托在这个出生在中国的女儿身上。他们将她许给当时任沈阳银行总裁的好友李际春将军做养女，李香兰这个名字就是李际春起的，“香兰”是他自己曾经用过的笔名，后来李香兰就以此作为自己的艺名。

1943年，年轻幼稚的李香兰满怀着对中国和日本的爱,对未来生活的憧憬，来到北平，以“潘淑华”这个名字在北平翊教女中念书。“潘”是她的另一个义父——她父亲的结拜兄弟,当时任天津市长的潘政声的姓;“淑”是源于山口淑子之名;而“华”，则是出生于中国之意。这个名字当然也包含了希望中日两国友好共处的意思。

北平翊教女子中学，是一所高、初中完备的女子中学。正是在那里，她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为今后的演艺事业打下了基础。她在所著《我的前半生——李香兰传》中记载了当时学习的情况：“我从东北来投亲，作为一个中国人——潘家的干女儿——上了翊教女子学校，名叫潘淑华……上学时三人同路，放学时有时只剩我一个人。那时候，我常顺路去北海公园，在无人的小岛上练习汉语发音或查字典，也曾去过远处的太庙。”

由于她从小天生丽质，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又有一副美妙的歌喉，当“李家有女初长成”时，她的艺术天分和特殊出身很快就被日本侵略者操纵策划的伪“满洲电影协会”相中。他们动员她入会，并决定将她大力包装，作为中国歌星推出，为侵略政策鼓噪。年幼无知的她心中满怀对伪“满洲国”的无限希望，在日本奉天广播电台新节目《满洲新歌曲》中演唱了《渔家女》、《昭君怨》、《孟姜女》等中国歌曲，更以一曲《夜来香》而声名大噪。于是，“歌星李香兰”就这样被推上前台，并且迅速在歌坛和影坛走红，成为家喻户晓的“超级巨星”。大红大紫之后，李香兰还陆续演了一些替日军宣传，或者粉饰日本侵略战争的电影。当时谁都以为她是中国人，这也为她带来了以后的不幸。

随着日寇侵华战争不断升级，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美英两国对日宣战。日本成为世界人民的敌人，深陷泥沼之中。一面是杀气腾腾，一面是歌舞升平，在刀光剑影中，她的歌声像搀和了迷魂药的葡萄酒，在抚慰人心灵的同时也消磨其旺盛的斗志。虽然身处乱世，她受欢迎的程度却有增无减。太平洋战争开战前期，她在“日本剧场”的演出受到观众的热情捧场，居然有7圈半的影迷包围在她身边，发生了混乱，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当时，她曾收到了日本外交大臣松岗洋右的长子松岗谦一郎的来信。信上说：“人的价值不能用有无名气来衡量。人的价值并不表现在人的表面，你应该珍重自己。现在是个人价值被愚弄的时代，你必须更加尊重自己，否则只能被国家时局摆布。希望你永远自尊自爱。” 这些话是耐人寻味的。在日本历史最黑暗的一个时期，战后被定为战犯的松岗外相之子，给一个冒充中国人(或“满洲人”)，为日本的远东政策效力的女明星写这样的信。这既让人感受到了自由主义的力量，又让人感受到自由主义的软弱。它只能作为一种抵制，是不会成事的。

流利的中、日文，令人惊艳的外貌，以及犹如当时好莱坞玉女红星狄安娜·杜萍的欧洲声乐唱腔，完全体现了日本人对于中国女人的理想憧憬。就这样，李香兰成了关东军推行战争政策中的“糖衣炮弹”。

歌者岁月

李香兰的经历是独特的。虽然她是日本人一手制造的伪中国演员，拍摄宣传日本的远东政策的影片来慰问日军，成为日本方面所需要的伪满、中国的对日亲善使者，但这些却不

足以抹杀她在艺术上的全部成就。

她的歌声婉转动人，歌唱造诣高深。学生时代，她曾经跟随一位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波多列索夫夫人学习花腔女高音，后来就在广播电台担任歌手，这是她的歌坛生涯的起点。她的一生演唱了无数经典情歌，据她自己在回忆录《我的半生》中说，最受听众欢迎的三首歌是《何日君再来》、《苏州夜曲》和《夜来香》。《何日君再来》是30年代的影片《三星伴月》插曲，虽然原唱是周璇，但她的演唱却别具另种风情。就如她的几幅老照片，艳而媚的脸，穿着旗袍，是东方但又不是中国的，眉眼间有一丝暧昧。《苏州夜曲》是日本作曲家服部良一以中国的旋律为基础，参考了美国的爱情歌曲，专门为她编写的。

《夜来香》恐怕最为大家所熟知，这首歌是百代唱片公司特邀作曲家黎锦光参考中国民间小调为她谱写的，但其中旋律和节奏完全采用了欧美风格，谱成了轻快的慢伦巴，传遍了灯红酒绿的沦陷区。可惜这却是一首至今没有开禁的歌，虽然很好听，很多人也只能私下唱它。她在为自己写的自传中说：“尽管这首歌很受欢迎，但流行的时间不长，后来日文版和中文版都禁止出售……理由是任何一首外国的软绵绵的情歌都会使风纪紊乱。”不仅如此，1945年，她在上海因演唱这首歌还受到工部局的传讯。她说：“他们怀疑我唱这首歌是期望

重庆政府或共产党政府回来。” 直到后半生，她还念念不忘这首歌的词作者黎锦光。1981年，她特地邀请他访日，他们在鸡尾酒会上登台高唱《夜来香》，一群“夜来香”迷则边唱边绕场一圈。

在自传中，她还提到了另一首因被指责为“颓废且挫伤士气的敌国音乐”而被禁的歌曲——《离别的布鲁斯》。这首歌深受日军士兵的欢迎，当演员应要求演唱这首歌时，军官虽假装有事离开会场，却也流着泪，躲在一边悄悄欣赏。她的《三年》、《一夜风流》的插曲及《恨不相逢未嫁时》更是令歌迷听后眷恋不已。1945年6月，当她在上海演唱会表演此曲时，处于战争对立状态下的中、日歌迷都对她如痴如狂。这也是她最后一次在上海的公开演出，两个月之后，大战结束，她就因“勾结日军”的罪名被逮捕了。

除了唱歌之外，她还曾经在伪“满映”、上海、日本、港台等地拍摄了不少影片。1991年4月，她亲自挑选了自己拍摄的七部影片，参加香港电影节展映。这七部影片是：《支那之夜》、《赛昂的钟》、《我的夜莺》、《我一生中最光辉的日子》、《在拂晓里出逃》、《丑闻》、《白夫人之妖恋》。其中，《我的夜莺》是她在伪“满映”时代拍摄的片子，这部影片花了近两年时间才拍成，耗资25万日元，相当于一般电影投资的五倍。影片描写的是父女二人悲欢离合的故事，她自己认为这“是一部具有世界性的音乐片，也是日本电影史上一部真正的音乐片。”《我一生中最光辉的日子》是她于战后回到日本后的代表作，由日本松竹影片公司摄制，描写一个舞女爱上了杀死她父亲的仇人，曾被评选为十部最佳影片的第五名。《在拂晓里出逃》是由黑泽明编剧的一出爱情悲剧，曾被评为当年十部最佳影片的第三名。《白夫人之妖恋》则是根据中国民间故事《白蛇传》改编的影片。《支那之夜》留给观众的印象则是一个美艳的中国女性及其甜美的歌声。

她的歌声给人们以梦想，她出演的电影也轰动一时。她拍摄了《木兰从军》与《万世流芳》，在《万世流芳》中她因扮演林则徐的女儿而蜚声中国影坛。她对这两部电影有不同的解释，她认为它们完全可以被中国观众从爱国抗敌——抗日的角度去理解，她甚至说这是中、日双方都能接受的电影。不过，她真正的红火却是上世纪50年代继演出好莱坞电影及百老汇歌剧后，应香港电影公司之邀拍摄的几部电影，有《金瓶梅》、《一夜风流》、《神秘美人》等等，其中的插曲都由她亲自演绎并灌成唱片。虽然有人指责她出演的电影充满日本军国主义色彩，但是，艺术不可能完全成为军国主义的宣传工具。此外，她还参与拍摄了“纪实性艺术片”《黄河》和俄罗斯风格的音乐片《我的黄莺》，并因后者而被苏、日两国的间谍跟踪调查。对于这些，她说：“日本肯定战败，但正因为战败，所以更要留下好的艺术电影。当美军占领日本时，可以证明日本不只是拍了战争影片，也拍了不亚于欧美名片的优秀的艺术影片……”

爱情和友情

在一次为由日本人扶持的一份文学刊物《杂志》举办的纳凉晚会上，李香兰与张爱玲曾有过这样一段交谈。张爱玲说：“您就是到了30岁，一定还像个小女孩那样活泼吧！”她

说：“也是啊，这些年老演浅薄的纯情戏实在没多大意思，我倒想演点不平凡的激情戏！”于是，张爱玲后来说道：“她不要那种太平凡的、公式化的爱，而要‘激情’的。”

据陈歌辛的儿子陈钢回忆，她与他的父亲或许曾有一段不为人知的，充满激情的上海之恋。陈歌辛为她创作了大量歌曲，如《夜》、《黎明》、《小溪》、《湖上》、《渔家女》、《恨不相逢未嫁时》、《忘忧草》及专为她写的花腔女高音独唱曲《海燕》等。当时，上海交响乐团负责人草刈义夫先生和日本电视台访问上海时，她曾告诉电视台的记者，当年她差一点嫁给了陈歌辛。而当记者问她为何在出版的自传中只字未提时，她笑道：“最重要的事是不能写在书上的。”

1992年，当她再次来到上海时，陈歌辛已经去世。她一见陈钢的面就迫切地询问陈歌辛在世时的情况，追忆他们47年前深深的情意。临别时，她对着陈钢哽咽道：“我和你爸爸很好啊……”后来在东京再次见到陈钢时，她还对他说：“你爸爸是个美男子，要不是因为有了你妈妈和你们，我就嫁给他了……”她一遍一遍地轻轻哼唱着陈歌辛为她写的《忘忧草》：“爱人哟，天上疏星零落，有你在身边，我便不知道寂寞。爱人哟，世界已经入梦，有你在身边，我就不觉得空虚。我在泥中默念你的名字，忘去这烦忧的日子。爱人哟，虽然那似水流年无情，有你在梦里我的叶便长青。”

不管怎样，出生在充斥日本侵略野心的伪满洲国，以中国女演员之姿向日本表示恭顺的她，绝对不可能成为爱情的咏叹调。1952年回到日本后，她嫁给一位比她大15岁的美籍雕刻家诺古其，4年后分手。谈到分手的原因，她说：“既不是因为第三者的问题，也没有经济问题，只是时间老不能凑在一起，才导致性格方面的分歧。”其实，他们在结婚前就约定了所谓的“离婚条件”：互相尊重对方，不影响对方的工作，一旦发生矛盾时，像朋友那样和睦地分手。而结婚的四年里，他们实际生活在一起的时间不足一年。

和诺古其离婚后，她应邀赴纽约演出歌剧《香格里拉》。在演出期间，她结识了日本派往联合国工作的青年外交官大鹰弘。这位年仅28岁的日本青年每天都给她送一束鲜艳的玫瑰，还接连数次到后台来看望她。在如此大胆、热烈的求爱下，他们很快就双双堕入爱河，最终结为佳偶。为珍惜这份难得的感情，和大鹰弘结婚后，她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大鹰淑子。不久，在丈夫的支持下，她退出影坛，成为日本国会议员(自民党参议员)，并连任18年之久。

虽然感情生活几经波折，但难能可贵的是，她始终拥有一份珍贵的友谊。10岁时，在抚顺小学读三年级的她，在去沈阳秋游的火车上，结识了一位与她同岁的、住在沈阳的俄罗斯犹太裔的少女——柳芭。她十分重视这个朋友，她说：“柳芭是我最珍贵的朋友。我之所以成为歌唱的李香兰，是因为有了柳芭；我之所以成为活着的李香兰，也是因为有了柳芭。柳芭像是神安排在我生活中的护身符，有时像太阳，有时像月亮，她永远伴随着我。”在柳芭的帮助下，她开始向苏联大剧院的著名歌剧演员波多列索夫夫人，也是柳芭家的朋友，学习花腔女高音。正由于波多列索夫夫人每年秋天在大和旅馆举行独唱音乐会，“奉天广播电台”的科长东敬三才发现了她，将她录用为电台新节目的专职歌手，使她从此走上了演艺道路。回顾这一切，她感慨万分地说：“不是吗? 没有柳芭，我不会去学唱，也就没有唱歌的李香兰!”不仅如此，柳芭对她还有救命之恩。在得知李香兰被囚禁且即将被枪毙后，柳芭回到她北平家中，为她弄来了属于山口家的日本户籍证明，才使她免去了汉奸罪。

并不完美的爱情加上完美的事业和完美的友谊，就这样，她为自己的前半生画上了一个差强人意的句号。

归去来兮

历史常常使人变得尴尬，使人感到一种撕裂身心的痛苦。中途岛海战后，日本节节败退。随着日本战败日的来临，日本帝国所操纵的“伪满洲国”13年虚幻的历史也随之落幕，

“伪满洲国”灭亡，全国上下一时兴起了讨伐汉奸的行动。李香兰这位红极一时的影星、歌星，也被押上了审判台。

1946年2月，作为伪满洲电影协会的主要演员，她被大家认定有协助日本侵略者作宣传的罪行。检察官最后判处她枪决，罪名是“身为中国人，却和日本人共同拍摄冒充中国的电影，协助日本的大陆政策，背叛了中国”和“使用中日两国语言，利用朋友关系搞间谍活动”。然而她心里清楚自己从未从事过间谍活动，更未协助过日本的大陆政策。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她在法庭上出示了证明自己日本人身份的文件，法官宣布她无罪释放。这个令人惊讶的事实使法庭上的人们愤怒了。面对大家的怒吼，她流泪唱起了歌，用歌声表达对养育自己的中国的一片深情，同时对自己前半生的罪行作了深深的忏悔。歌声引起共鸣，所有的人也用歌声告诉她：“让我们以德报怨。”

追踪她的一生，人们难以理解为何她仅仅由于不自觉地唱歌和表演就险些被判处死刑。她本人单纯善良，希望中日友好，却被人利用、愚弄，成为日本侵华政策的工具，受到中国人民的仇视。由此看来，她不过是一个历史的牺牲者，后来的种种遭际，皆因时代所致。“一个被时代、被一种虚妄的政策所愚弄的人，如果噩梦醒来后，能够有机会对当时的行为反思，或者加以解释说明，也是幸福的。”她对伪满“宫廷挂”兼关东军参谋长吉岗中将说的这些话，也可以作为她对于自己前半生的说明。

1946年2月29日，她含泪挥别上海乘船返回日本。回到日本后，她开始以日本女演员山口淑子的身份在日本影坛上继续发展事业，并给自己起了个“香兰山口”的名字。她自称这个名字是“中日混合物”，是日本和中国的“精神混血儿”。这期间，她在导演黑泽明的指导下，再创个人影剧事业的新高峰，在美国的电影及音乐剧里扮演多个角色。1974年，她被选为日本的参议员，以政治家的身份活跃于社会舞台。同时她还与新闻撰稿人藤原作弥共同执笔写作《在中国的日子——李香兰：我的前半生》。通过这本自传，她勇敢地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表达了“日中不再战，我们同是黑发黑眼睛”的和平挚愿。作为历史的牺牲者和历史的见证人，她还教育日本青少年牢记：“这全都是事实呀！” 1989年，日本富士电视台推出了据此改编的电视剧《再见，李香兰》。随后，浅利庆太先生又成功改编了音乐剧《李香兰》。自1991年1月在东京的青山剧场首演以来，该音乐剧已经演出了184场，观众人数超过18万。一个17岁的日本高中生高桥雅弘还曾写信给浅利庆太道：“音乐剧《李香兰》不仅告诉我历史上的事件和时代背景，还告诉我战争的事实并给我怎样与邻国——中国一起开拓未来的启示。”

1974年到1992年期间，李香兰连续获选担任国会议员，协助日本与中国重修旧好。在“门户开放政策”的后期思想提出之后，中国政府对她展开了欢迎的双臂。而随着她的自传的发表以及经典专辑的复刻发行，她在新一代中国人的心目中又重新获得了倾睐。

两个祖国，两个母亲

李香兰称日本为祖国，中国为故国。她说，她有两个母亲——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中国；她有一颗心——一半在日本，一半在中国。生活、历史，包括关于中日关系的那一段回

忆，并不因为它的“不幸”、“不愉快”而化为乌有。中国对她有养育之恩，而日本国籍对于她又是不争的事实。这种特殊的身份使她的心一生都处于矛盾之中。

1937年，她以中国人的身份随同学到中南海参加一个为纪念“一二·九”死难同胞而举行的默祷会。会上大家纷纷表决心：有的要到南京去找国民政府，有的要去陕北参加红军，还有人表示要留下来战斗到最后一口气。当被问及“假如有日本军侵入北京，该怎么办”时，她不知道如何回答，只好说：“我，站在北京的城墙上。”对于既爱祖国，又爱自己故国的她，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站在北京的城墙上”或许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正如她在自传中写的，“我只能这样说” 。站在城墙上，从外面飞来的是日本炮火，从城墙里面打来的是中国铅弹，不管被哪一方打中，双方的子弹“都能打中我，我可能第一个死去。我本能地想，这是我最好的出路。”

这种情绪困扰了她很久，她在自传中曾描述过面对这种自相矛盾的无能为力和无比痛苦：“中国人不知道我是日本人，我欺骗了中国人。一种罪恶感缠绕着我的心，仿佛走进了一条死胡同，陷入了绝境。”她自己也几次下决心公布自己是日本人的事实，但都没有勇气去做。尽管如此，由于从小生活在中国，她对中国的感情还是十分真实的。她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历史见证人。她经历了“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目睹了“平顶山事件”，在一些日本人矢口否认这段罪恶历史的时候，她敢于在日本右翼的重压下郑重而又沉痛地宣告：日本应该向中国人民谢罪！在自传里，她的语言表达也经常是“要去日本了”、“要回中国了”。

1987年，她终于如愿以偿，以政治家、友好人士的身份回到上海寻找她那散发着夜来香的中国心和魂系梦牵的故国、故土、故人。1992年11月，她又应邀来华参加在桂林举行的金鸡百花电影节。已经年逾古稀的她虽生活在日本，却依然说着一口京片子。在北京逗留期间，她寻访了当年的故居，虽然早已“旧貌变新颜”，但她仍能清楚地辨认出来。她还品尝了北京的小吃，满足了自己的浓浓思乡情。随后，她回到上海，在花园饭店再次见到了黎锦光，叙述起旧日情谊，两位老人都泪流不止。会晤完毕后，她小心地搀扶着黎老先生一步步走出饭店。谁知这竟成了他们最后一次见面，第二年黎先生就谢世了。

同年，为庆祝中日建交20周年，四季剧团的负责人浅利庆太先生也率剧团继1988年首次访华后，携音乐剧《李香兰》再度访华。在“李香兰”故事发生过的地方——北京、长春、沈阳、大连公演15场。这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出面邀请的演出活动受到中日两国高层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日本前首相竹下登还专程到大连参加《李香兰》的首演式。四季剧团也派出最佳阵容，在战争结束47年后，又将“李香兰”送回了她的故国。

该剧描写了她波澜起伏的一生，活生生地再现了那段日本侵华战争史，以此告诫人们莫忘战争，在国内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剧团每次演出都受到了观众盛赞，累计已经公演了近500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