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曲，赋，对联常识（4）梦戈

诗，词，曲，赋，对联常识（4）/梦戈

诗、词、曲、赋、对联常识

四：赋

1）什么叫赋

赋是介于诗、文之间的边缘文体。在两者之间，赋又更近于诗体。简言之，所谓赋，就是不拘平仄格律、不拘字数、不限韵律、可以运用叙事、铺陈、排比、对仗等多种写作手法的一种古韵文体。赋，是与比兴并称的古代诗歌的基本手法。赋，本来是一种写作手法，解作铺的意思，指铺陈言志的手法。赋陈，一作铺陈。铺排，是铺陈、排比的简称。在篇幅较长的诗作中，铺陈与排比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用的。铺排就是将一连串内容紧密关联的景观物象、事态现象、人物形象和性格行为，按照一定的顺序组成一组结构基本相同、语气基本一致的句群。它既可以淋漓尽致地细腻铺写，又可以一气贯注、加强语势，还可以渲染某种环境、气氛和情绪。在赋体中，尤其是富丽华美的汉赋中，赋法被广泛地采用。汉乐府和汉代某些五言诗也与汉赋互相影响，更将铺陈与排比相结合，相得益彰。

赋诞生于《诗》、《骚》之后，律诗、戏曲、小说之前。赋原是《诗经》的一种表现手法，后发展成为一种富有文采、韵节、善于铺陈、兼有诗歌与散文特点的一种文体。从时代的先后来讲，赋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渊源，承担了推进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重任，它开拓了题材，丰富了表现手法，发展了体式，对后世文学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明清白话小说中，赋是常用的文体，或用它描写景物，或抒情，或烘托气氛，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也离不开赋。

赋之特质，在于诗文之间。它称不得诗，曰不得文。说它不是诗，它又对仗押韵，说它不是文，它又单行散行。它的优势正在于兼二者之长，既有诗的诗意韵律，又有散文的篇章布局，在中国文学文体中占有独特的地位。

赋作为一种文体，为什么叫汉赋呢？

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在两汉400年间，一般文人多致力于这种文体的写作，因而盛极一时，后世往往把它看成是汉代文学的代表。后人就把汉代的文章，称之为汉赋。

汉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叙。从赋的形式上看，在于“铺采摛文”；从赋的内容上说，侧重“体物写志”。汉赋的内容可分为5类：一是渲染宫殿城市；二是描写帝王游猎；三是叙述旅行经历；四是抒发不遇之情；五是杂谈禽兽草木。而以前二者为汉赋之代表。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

二）赋的分类．

以字数多少可分为：大赋，小赋。

以体式可分为：骚体赋、四言诗体赋和散体赋（或称大赋）

以结构，语言方面可分为：散体、七体、设论体

骚体赋以主观抒情为主，

大赋以客观描写为主，大赋又叫散体大赋，规模巨大，结构恢宏，气势磅礴，语汇华丽，往往是成千上万言的长篇巨制。 小赋则篇幅短小、文词清丽。

西汉时的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扬雄，东汉时的班固、张衡等，都是大赋的行家.小赋则扬弃了大赋篇幅冗长、辞藻堆砌、舍本逐末、缺乏情感的缺陷，在保留汉赋基本文采的基础上，创造出篇幅较小、文采清丽、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赵壹、蔡邕、祢衡等都是小赋的高手。

赋到西汉时，已足以成为汉代文学的代表，乃至影响千年中国文学史。赋大致分为五种，也正是五个重要时期：西汉人将楚国诗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也视为赋体，没有一定的限制性，称做楚辞体的骚赋；汉赋篇幅较长，多采用问答体，韵散夹杂，其句式以四言、六言为主，但也有五言、七言或更长的句子，汉赋喜堆砌词语，好用难字，极尽铺陈排比之能事，却被后人视为赋体正宗，也称古赋；六朝赋是东汉抒情短赋的变体，其特点是篇幅短小，句式整齐，多为四言、六言拼偶组成，而又讲究平仄，通篇押韵，又称俳赋；唐宋又有律赋，题目，字数韵式，平仄都有严格限制；

三）赋的要求和特点

1）语句上以四、六字句为主，并追求骈偶；

2）语音上要求声律谐协；

3）文辞上讲究藻饰和用典。 排偶和藻饰是汉赋的一大特征。

4）赋，不刻意追求对偶、声律、词采、典故，句式错落多变，押韵较自由，

5）形式上“主客问答”与“葫芦结构”

“主客问答”是汉大赋继承先秦诸子问答体散文而发展来的特点，《子虚赋》《上林赋》《两都赋》等都用“述客主以首引”（《文心雕龙·诠赋》）的方式。以《西都赋》为例，开头云：有西都宾问于东都主人曰：“盖闻皇汉之初经营也，尝有意乎都河洛矣。辍而弗康……作我上都。主人闻其故而睹其制乎？”主人曰：“未也。愿宾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汉京。”宾曰：“唯唯。……”之后洋洋洒洒，两千多言来描述西京长安的文字，再无一句对话。再是大赋的葫芦形结构方式：两大部分自具首尾，但二者又有一定的联系。这种结构方式可向上追溯到宋玉《高唐赋》、《神女赋》，之后最明显的是司马相如用宋玉写男女之情创造的一种特别的形式，因而《子虚》、《上林》后来成为写田猎、京都题材的大赋的范本。

6）形式上“大”

汉赋兴盛最根本的原因，是汉代社会为汉赋提供了大的描写对象，汉代人有以大为美的审美情趣。一方面，这种以大为美的审美情趣支配了汉赋的创作；另一方面，汉大赋从体式和表现手法上又特别适应汉代人这种心理定势和审美定势。这样，现实中的大、审美理想中的大与汉赋体制之大完美地结合，塑造了一系列宏篇巨制。

在汉代，统治阶级需要用汉大赋来表现他们威加海内的气魄，日益丰富的社会生活需要汉大赋来反映它。在汉朝这个大帝国中，大疆域，大民众，大山川，大都市，大宫观，大林苑，大文教，大汉民族开拓生存领域的向上精神、兼收并蓄的阔大胸襟，社会上升期中人们巨大的热情，总之，这一时代人们的自信心，自豪感，膨胀的物欲，夸诞的心态，都是非赋之大难以反映的。刘勰能准确地把握《七发》“独拔而伟丽”、《洞箫》“穷变于声貌”、《两都》“雅赡”、《二京》“宏富”、《甘泉》“深玮”的特点，正是看出了赋家的以大为美。大赋之“大”，概括起来有四个方面的特质：第一，汉大赋相对于同时代的骚体赋和诗体赋而言，体制大，篇幅大。例如，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二赋，扬雄的《甘泉》、《羽猎》、《长杨》三赋，班固的《两都赋》和张衡的《二京赋》等洋洋洒洒达数千言，无不是结构宏伟、千言以上的长篇巨制；第二，气魄大。汉大赋在夸张铺写京都物质的富饶、地理的优越和帝王游猎场面的盛大、生活享受的奢华时，都有一种恢宏阔大的气魄。这与汉帝国经济的繁荣、国家的统一和国力的强大是分不开的，是文人自信心增强的一种反映。第三，汉大赋的内容包容性大。题材的选择上不仅是以描绘山川、京都、宫殿、游猎等宏大事物为主，还有风俗等多方面的内容，都极力渲染了汉帝国的声威气势。

7）形式上“丽”

“丽”有美妙、华丽之意。《楚辞·招魂》：“被文服纤，丽而不奇些。”王逸注：“丽，美好也。”《书·毕命》：“敝化奢丽，万世同流。”孔颖达疏：“敝俗相化，奢侈华丽。”对于赋来说“丽”主要是指描写物象和文辞的华美，表现为堆砌辞藻、铺陈夸饰、安排偶句、讲求声韵等。汉大赋具有形式华丽淫靡的特点。这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文章之士刻意为文的产物。司马相如在回答友人盛览如何写赋时曾神秘地说：“合纂组以成文，列锦锈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家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揽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注：《西京杂记》卷二。）所谓“赋家之心”，似指赋的艺术构思；“赋家之迹”，指赋的形式。司马相如认为：赋的形式要华美。讲辞藻，讲文采，如同编织绵绣；讲声韵，讲音乐美，如同宫商协奏。所以《子虚赋》中“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将之雄戟；左乌号之雕弓，右夏服之劲箭”云云，对偶齐整，铺采 文，无不用其极。由此可见，司马相如乃是刻意追求华丽。扬雄写赋，追求辞藻的华美，主要是受了司马相如赋的影响，也是刻意而为。《汉书·扬雄传》载：“顾尝好辞赋。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心，每作赋常拟以为式。”因为辞赋刻意追求辞藻的华美，则作品多呈现出“铺采 文、靡丽多夸”的特点，所以，批评辞赋时，批评家们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赋的靡丽特点。《史记·太史公自序》评司马相如赋：“《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扬雄也认为赋：“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钜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注：《汉书·扬雄传》）

8）形式上“铺陈”

在《诗经》中，赋与比、兴并称，是一种表现手法，有铺叙的意思。而赋作为一种文体，虽然强调铺叙，但是一种“铺采 文”的铺叙，即赋体的铺叙离不开文彩，离开文彩的铺叙不具备赋体的特征。司马相如所说的“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就像经线和纬线编织的锦绣，又像五音组合的音乐。编织与组合，在赋这种文体中则表现为纵向与横向的铺陈。刘熙载说：“赋兼叙列二法：列者，一左一右，横义也；叙者，一先一后，竖义也。”（《艺概·赋概》）先后，是时间的先后，为纵、为竖；左右，是空间的左右，为横。司马相如所说的“文”，指文彩，“‘质’是指艺术形式上的质，即质地，它是‘文’所赖以依存的基础。汉赋的铺陈，无论是纵是横，是时是空，都非常讲究文彩。

纵向的铺陈是以时间先后为序来进行叙述，有较明显的叙事成分；横向的铺陈给读者最深的印象是空间感（立体感）。就一篇大赋（或其中一部分）来说，往往是前后上下、东西南北中的层层铺叙，例如《子虚赋》对云梦泽中的那座“小山”的描写。《两都赋》、《二京赋》等也是这种写法，例如《西京赋》铺写西京长安，云：“左有崤、函重险，桃林之塞……右有陇、坻之隘……于前则终南、太一……于后则高陵平原”。纵向与横向的铺陈，往往在一篇大赋中同时运用，经纬交织、宫商相间、时空交错，宏大而有气魄，更兼琳琅满目。在人物服饰仪态的刻画方面，赋家也有意识地加以铺陈。例《子虚赋》中描写郑女曼姬之美的内容。另外还有想象与夸饰的特点。

9）内容上“虚构”

先秦时期，艺术虚构在庄子、屈原的作品中初露端倪，而汉大赋的出现，则使虚构成为了一种文学创作方式。这种情况在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两篇赋不但在结构上具有共同特点，即在一个虚构的框架中以问答体的形式展开内容，而且赋中的三位登场人物，被分别冠以“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这样明白表示虚构的名字，作品的虚构色彩显得尤为浓郁。此后的汉大赋例如扬雄的《长扬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大都沿用虚构的方式叙事。

10）内容上“反对帝王的骄奢淫逸”

统治者拥有无限的权力和无尽的财富，他们的生活往往是极其奢华的。而他们生活上的放荡又往往与人们的苦难联系在一起。所以统治阶级中比较有远见的政治家思想家，总要不遗余力地批判历史上荒淫奢侈的昏君，而竭诚赞美以俭约自持的明主，用以讽喻当今，昭示来世。

汉初，由于社会经济的恢复与繁荣，给统治阶级的挥霍浪费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针对这种情况，汉赋把反对最高统治者的骄奢淫逸作为自己创作的主题，他们运用借古讽今的手法，对当今皇上进行委婉地劝说和谏诤；有时甚至大胆地、赤裸裸地进行揭露和批评。

大赋的确是几乎篇篇在“讽谏”统治阶级的淫奢，而指归“引之于节俭”的，例如司马相如、扬雄等赋家的作品。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惩奢劝俭的主题是很清楚的。赋中，作者先安排诸侯王的代表——楚王的子虚和齐王的乌有先生——为其主子争奇斗胜：乌有先生以齐王“车驾千乘，选徒万骑，畋于海滨，列卒满泽，罘纲弥山”的盛况向子虚炫耀；子虚则拿楚王的“云梦之事”的派头来相压。最后作者让天子的代表亡是公出场，批评楚“游戏之乐，苑囿之大”，不合诸侯之制，赋中诸侯王的淫乐与老百姓的苦难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对天子，不便由外人来加以指摘，作者采用了让天子在淫乐之后反躬自问的手法：“于是酒中乐酣，天子茫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太奢侈’……于是乎乃解酒罢猎，而命有司曰：‘地可垦辟，悉为农郊，以赡萌隶……若夫终日驰骋，劳神苦形……贪雉兔之获，则仁者不繇也。’”天子自感有失，赶紧决定推墙填堑，让百姓得以种地樵薪。之后扬雄以《羽猎赋》来谏讽成帝，提出帝王的饮食起居游乐礼仪都应有节度，绝不能影响老百姓的生产与生活。作者还批评成帝的老祖宗汉武帝——“武帝广开上林……游观侈靡，穷妙极丽……然至羽猎，甲车戎马……尚泰奢丽夸诩。”　和扬雄比较起来，班固的赋要稍逊一筹。他在《两都赋》强调法度，一面赞扬东都天子举止的合度，一面批判西都天子行为的逾制。和西都天子比起来，东都天子已属俭约；可是作者还不肯就此罢休，他还要天子“昭节俭，示太素，去后宫之丽饰，损乘舆之服御……”继班固之后，张衡的《二京赋》对西京的宫室建筑和西京天子在游猎以及在日常生活中毫无节制的骄奢淫逸作了尽情地揭露和鞭挞，并把它与人民的苦难和封建王朝的安危联系在一起。赋中说如果为君的“必以肆奢为贤”，那么桀纣都做对了，汤武还革什么命？秦始皇筑阿房，起甘泉，“征税尽，人力殚”，弄得“百姓不能忍”，因此才“息肩于大汉”。这里作者的是非好恶态度是极其明确的。

11）内容上“京殿苑猎”题材

京殿苑猎，作为社会人文现象，其社会性、现实性极强。没有汉代统一、强盛、繁荣的社会现实环境为基础，京殿苑猎赋的繁荣是不可能的。而京殿苑猎赋也以其“铺采 文”的文体特征、“穷极声貌”的表现特点、巨制宏篇的磅礴气势，与其正大堂皇题材的和谐结合，表现了极强的颂美功能，有力地展出了汉帝国富饶强盛、恢宏壮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表现了对汉帝国的颂扬，对一代君主功业德泽的赞美。

京都苑猎大赋多是赋家在田猎、游乐、观赏的时候应君王的要求而作，所以要求汉大赋在内容上“体国经野”，以展现大汉帝国的声威与君主的德行。形式上则是要“好看”，这不仅是指以囊括四海之意、包举宇宙之心来铺排夸张，而且还要达到“抒下情而通讽谕”、“宣上德而尽忠孝”的效果，在君主娱乐性的感观享受与满足之外又加入了一点讽谏的意义。例如《七发》、《子虚赋》、《上林赋》、《羽猎赋》、《长杨赋》、《两都赋》、《二京赋》。所以苑猎京都大赋主要展现的是赋家“才智深美”的一面，而这种“命赋”的写作方式又使得苑猎京都大赋从其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成为帝王喜好、舆论风潮以及时代精神的承载体。因此以宏大的叙述模式和超凡的想像夸张来展现琳琅满目的汉代社会生活图景是我们所看到的苑猎京都大赋的基本主题。

12）内容上“劝百讽一”

汉大赋一般都可分为“劝”与“讽”两个部分（出自扬雄），劝为放纵鼓励，讽为讽谕。但汉大赋的劝讽两部分在比例上严重失衡。“劝”的篇幅远远超过“讽”的篇幅。赋家们的创作冲动与热情几乎全部倾洒在前面的部分了。他们的描摹总是求全求大，恨不得总揽上下左右东西南北的全景全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心态显得不急不迫，逍遥容与。过渡到“讽”的部分便意兴索然，草草收场了。无怪乎扬雄后来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讽一。”扬雄否定汉大赋一是因为赋的目的在于讽谏，而赋的实际效果则在劝不在讽，二者之间发生了严重的背离；二是作赋者的身份“颇类俳优”，“非法度所存”。以司马相如为例，司马迁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提到《上林赋》的创作时曾说：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无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故空借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这里说得很明白，司马相如的创作目的一是“推天子诸侯之苑囿”，“推”者，称颂赞扬也，意识是审美；一是“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风谏”者，委婉地批评反对，意识是理念。两个对立的创作意图同时反映在一篇文章中，必将削弱讽谏的效用。因为他在描摹天子诸侯苑囿之宏大富丽时，受感情意向、审美体验的支配，就调动了自己全部的艺术才能、艺术经验和知识积累，进行了生动的具象的描写；而在进行讽谏时，则是为理性观念所支配，运用儒家思想体系中的概念和教条，进行抽象的说教。这样，在客观效果上，不但从思想意义方面出现了“欲讽反劝”的现象，而且在艺术上也使得两部分内容处于彼此游离的不谐和状态。

四）赋与诗的关系

赋与诗的盘根错节，互相影响从“赋”字的形成就已开始。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更出现了诗、赋合流的现象。但诗与赋必竟是两种文体，一般来说，诗大多为情而造文，而赋却常常为文而造情。诗以抒发情感为重，赋则以叙事状物为主。清人刘熙载说：“赋别于诗者，诗辞情少而声情多，赋声情少而辞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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