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的钱袋何时鼓起来

21岁的王永松在取款机里,领到了上个月的工资,1520元。正当他把钱揣进荷包时,一辆宝马车从路边呼啸而过,泥水溅湿了他一身。

作为广东南海一家汽车零部件公司的员工,从去年5月进入工厂的第一天起,学生时代的无忧无虑就一去不复返了,“钱挣得太少”成了王永松的一块心病。

起初,他还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他站在流水线旁辛辛苦苦干活,却总赶不上物价上涨的幅度。

渐渐地,一种对现实的无力感取代了最初的愤怒。现在,王永松没有选择地成为流水线上一颗有血有肉的螺丝钉。王永松并不知道,一个叫做收入分配改革的计划,在2010年将要出台,并旨在促使像他一样的人收入会出现变化。

王永松是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家在广东湛江郊区,1999年,10岁的王永松,第一次被父亲带到广州大伯家走亲戚。王永松感受到了当公务员的大伯和在老家种田的父亲之间巨大差别。城乡差别的印象深深地烙在了王永松的心头。

从那时起,王永松开始明白父亲为何从小教育他“好好读书,以后上大学进城坐办公室”。

城乡天壤之别,早在王永松父亲那一代人中就已经存在。而城乡差距在改革开放后出现了短暂的缩小之后,到了王永松这一代,又进一步扩大了。到了2009年,农民三年的收入才赶得上城镇居民一年的收入。

2009年,王永松也走上父亲的打工路。进入广东海南的一家汽车零部件厂,成了流水线上的小工。

在珠三角,王永松所从事的制造业工人的年平均工资不超过3万元,而王永松堂哥参加工作第一年,其所在的证券公司仅年终奖就发了9万多元,总收入是王永松的6倍多。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各行业间收入水平最高是最低的1.8倍。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2009年,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以不到8%职工的人数,占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高于社会平均工资10倍左右。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上海市已经比最低的青海省高出两倍多。

不同人群之间收入分配的差距，最终带来的是社会严重的贫富不均。

“我是一个彻底的无产者。”工作才一年多的王永松拍拍口袋说，我一分钱存款也没有。

王永松只是中国众多“无产者”的一分子。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根据其2004年进行的一项涉及几个省市的银行储蓄存款分布调查数据推算，前20%的储户占有银行存款的86%，而其余80%的储户只占有剩余的14%。

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居民间收入分配的差距一直没有过大。收入分配的急剧恶化，首先来自于上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由于中国政府决定对数量庞大、效率低下的国企实施“减员增效”，近千万国企职工下岗，低收入阶层人数突然激增。而在之前的开放中，迅速致富的个体户的出现，以及伴随着国企改革中大批中小国企被出售而涌现出来的收入激增的民营企业家，使得这一贫富对比一时间凸现了出来。

而后，地区发展的不均衡，以及在城市化过程中由于农民的土地增值收益被城市政府拿走等因素，使得国民间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拉大。

差距这么大，钱都到哪里去了？

这是王永松一直想不明白的问题。王所在的广东南海区狮山镇境内的2600多家企业，2009年生产了总价超过千亿元的产品，为当地上缴了近30亿元的税收，但是像王永松这样的打工仔，一年的收入通常不到3万元。 在王永松的记忆中，政府收入似乎与自己关系并不大。但现实中，政府税收和民众收入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关系。

国家统计局新近发布的一组数据引起了长杨重光的注意：2010年上半年，财政收入同比增长27.6%(预计全年将超过8万亿元)，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1.1%，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同比增长10.2%。

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的研究发现， 1951年时，我国民间的消费占当年GDP的68%，政府的消费仅为GDP的16.5%；而到了2007年，民间的消费降到了GDP的37.5%，政府的消费则上升到了GDP的28%。

2010年5月，作为代表工人利益的机构，中华全国总工会(以下简称全总)发布调研结果称，从1983年到2005年，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下降了20％。在过去的5年中，全国近1／4的工人没有涨过工资。无论是从中央规划，还是民众的关注度看，收入分配改革越来越紧迫。

如何提高劳动报酬?温家宝总理在收入分配改革会议上透露了政府的改革思路——“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加强国家对企业工资的调控和指导，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制度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确保工资按时足额发放”。

“收入分配改革的路径早就明确了。”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说，“关键是如何落实。”

广东省早在1994年就已经建立最低工资制度。截至2010年，已累计9次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目前为1030元／月，这一水平相当于2009年广州市人均月收入的1／3左右。按照国际惯例，最低工资应相当于当地人均实际收入的40％左右。

廉价劳动力是中国制造业的优势之一，无论是工资集体协商还是最低工资制度终将提升‘工资水平，对廉价劳动力“优势”构成威胁。这对于以招商引资为第——要务的地方政府来说，无疑矛盾重重。

作为国民收入二次分配的重要突破口，完善垄断企业资本收益的收缴和使用办法，合理分配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利润，预计也将写入收入分配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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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认为，长期以来，垄断国企的税后利润没有全民共享，国企利润利国家资源分配的不规范、不透明也成为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之一。

目前，红利上缴制度仅覆盖部分国企。国资委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纳入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范围的中央企业，其资产总额占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的55％。金融企业和铁路、交通、教育、文化、科技、农业等部门所属中央企业，均未纳入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试行范围，也没有上缴红利。

作为二次分配调节的另一个主要工具，个税改革也因目前个人财产收入不透明而裹足不前。

个人所得税是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收入增长最为强劲的税种之一，据国家税务总局统计，2008年全国个人所得税总收入为3697亿元，其中来自工薪阶层的贡献有1849亿元。个人所得税一度被质疑是“劫贫济富”，高收入不仅没有有效纳入征收范围，原来狭小的中产阶层反而成了调控的主要对象，对收入分配起到“逆调节”作用。

个税改革自2003年被提上政府议事日程，便确立了实现“综合与分类”相结合征收的目标，即个税征收在现行分类征收基础上，逐步引入综合征收模式，将工薪所得、劳务报酬所得、财产所得等收入综合征收。但由于个人财产收入不透明等诸多原因，个税改革迟迟难以推进。

2010年以来，6次易稿的《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频频被提及，旨在让中国人的钱袋鼓起来的这个计划，被各方认为有望在年内出台。

很显然，提高居民收入的计划，不应只停留在居民的工资性增长上，还要释放那些因为权利被束缚而没有释放出来的公民财富；与政府职能改革、转变增长方式、释放公民权利在内的方案几乎一样重要的是，只有政府紧缩、企业让利，并腾挪出可贵的财产权利天地，中国居民的钱袋才能真正丰盈起来、厚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