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白，1935

1934年10月间,瞿秋白走到了生命的深秋。他再一次被米夫和王明抛弃在组织外。那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及红军开始长征,瞿秋白要求参加,未获批准。

这是王明等为首的中央领导层的一个绝好时机,在生死存亡的转折中,一个政党和一个军队同样需要轻装上阵,他们要丢掉一些重型武器,一些无用的装备,也要趁机甩掉一些人,这倒并非因为无用,而是在他们的原则和意识里,这类人一直挡了他们的路。或者说这样的人,他的光芒和才气,总是让他们看到自身的黯淡。这是一个好时机,他们只要给出一点点理由,就可以丢掉一个让自己害怕的包袱。他们说瞿秋白身体状况欠佳,不适合转战南北,还是原地留守,在苏区指挥游击战,就这样瞿秋白被撇下了。而当时董必武、徐特立等年高体弱的人都得以跟着大部队撤离,有的骑马,有的坐担架,最后安全到达陕北。瞿秋白患有严重肺炎,他这样的身体倒真不适合辗转作战。他拖着病弱的身体,在福建乡郊野外东躲西藏,像一个离群索居的人。

1935年2月,一个雾蒙蒙的清晨,早春的寒意还未退去。瞿秋白带领一个小分队出现在福建长汀县的山间小道上。这是一支疲惫的队伍,战士们衣衫褴褛,装备简陋，脸上写着疲倦和惊恐，像一群越冬的鸟，在躲避猎食的枪口。2月24号，队伍到达长汀县濯田区水口镇小径村附近，大家都走累了，原地歇脚。突然村口枪声大作，长汀县地方反动武装保安轩包围了小径村。

红军队伍左冲右突，企图突围。患重病的瞿秋白跑了一段路就上气不接下气了，战友邓子恢过来拉着他跑，他已精疲力竭了，对邓子恢说：“我病成这个样子，实在走不动了，你别管我，快走吧!”

邓子恢执意要背瞿秋白走。瞿秋白不同意，他只是隐蔽在一处灌木丛里，让邓子恢带着队伍冲了出去。那一刻，他的身体承受不住急速奔跑，停下后，他的心才稍稍安定些了。怎样的去留并不重要，任何时刻，他都希望自己保有一些从容。

当然，敌人很快就发现了他，这是预料中的事。

起初，敌人并不知道他就是瞿秋白。

在审讯室里，瞿秋白始终安静地坐着，像一个打坐的禅师，他说自己叫林琪祥，是个医生。1932年因病到福建游历，恰逢红军攻打漳州被俘，送往瑞金充当医生。一次又一次审讯，这就是他始终如一的口供。后来，国民党方面很快得到密电，濯田区水口镇捕获的人里有中共头目瞿秋白。这个叫林琪祥的人很快被带往国民党驻福建长汀的三十六帅师部所在地。军法处处长吴淞涛负责审问瞿秋白，吴淞涛例行公事地问，瞿秋白也例行公事般地答。后来吴淞涛拍桌子，大声怒喝：“你就是那个瞿秋白!”瞿秋白还是定定地坐在那里，一脸安然，他平静地望着吴淞涛，缓缓地开口说道：“我叫林琪祥，职业医生。”仿佛那真是他与生俱来的身份。

但情势急转直下，有好几个人相继叛变，都供出了瞿秋白，后来一个叛徒被领到瞿秋白面前，这个叛徒，指天发誓，愿意用脑袋担保面前的人就是瞿秋白。这时候，这个叫林琪祥的人才淡淡地笑了，他说：“既然如此，也别浪费这位好汉一颗上好的脑袋了。你们执意说我是瞿秋白，我就真是瞿秋白。至于前些时间说的林琪祥、职业医生之类的话，你们权当我写了一篇小说。”

瞿秋白是—条大鱼，国民党高层授意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从瞿秋白这打开一个缺口。宋希濂心情颇为复杂，他既是国民党的要员，要想方设法让瞿秋白靠近国民党，又在内心深处对瞿秋白的为人和才华深为敬仰。他意识到，对待瞿秋白这样的人硬碰硬是不行的，得以柔克刚。

于是，瞿秋白获得了特殊“礼遇”。宋希濂命令手下为瞿秋白找了一间较大的囚室，还下了“优裕生活”的指示。起初，他担心瞿秋白会拒绝，这也是共产党人铁骨铮铮的共性，许多被捕的革命者为表清白，对国民党的任何优待都嗤之以鼻。但瞿秋白倒爽快，这让宋希濂觉得隐约看见了曙光。其实，宋希濂错了，瞿秋白只是看透了许多东西，他也看到了1935年是自己无法解开的一个死结，他享有这样的优待，仅仅只是他觉得自己并不需要在形式上保有所谓的清白了，他本身就是一块汉白玉，他有清澈的人格和坚实的底线。这一切他很清楚，他无所畏惧，不管是优待还是谄媚，不管是陷阱还是圈套，对他采说都不重要。

宋希濂询问瞿秋白在生活和健康上有什么要求。瞿秋白说，他作为病人，不反对看病吃药；作为文人，要写东西，需要笔墨纸砚书桌：又说他写东西习惯上需要烟酒，但身无分文，仅有的财物全被保安团的兵搜走了，他需要烟和酒。这些宋希濂全同意了。

宋希濂倒也考虑周全，不但为瞿秋白准备了一张大书桌，还为他搜罗了一些中国古籍，并按照三十六师官长饭菜标准供应膳食，并随时各有烟酒．他要求师长以下所有人一律称呼瞿秋白为“先生”。

瞿秋白在一间专门为他准备的大囚室里过起了短暂的读书写字生涯，在这间囚室里写诗、治印、习字、喝酒、抽烟、静思、默想……他已经做好了离开的准备，他用了很长时间写一篇长文《多余的话》，那是他身陷牢狱后的回首帐望，是他自言自语式的一场反思，是一个终究脱不开文人气质的表白。

这也让我们知道，所有其他加给瞿秋白的身份都不是那么妥帖，像一件不合身的衣服，骨子里他只是一位文人，永远脱不开书生意气。

那些日子里，瞿秋白一直在回顾自己的人生，他的出生，他灰色的童年，他最初的梦想，一路走来，梦想被不断改写。原本他只是想着成为文人，成为一个安分的教员。但历史一直跟他开玩笑，他怀抱着齐家治国的情怀走在了历史的节骨眼上，终于被推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他只是觉得革命是那个时代的需要，是一条引领更多人走出黑暗的渡船。

那个暮春时节，由于宋希濂的复杂心思，瞿秋白得到了片刻休憩。他在既为书房也为囚室的小房间里自得其乐。连国民党的军官和哨兵都忍不住向他讨要书法和印章，只要大家开口，除了谈政治，瞿秋白都一一应承下来，一方一方为他们治印，一幅一幅地写书法送给他们。那些国民党的官兵也对这个“共匪”头目钦佩有加，将瞿秋白的作品悄悄收藏了。

这是最后的安逸时光，瞿秋白深知自己来日无多，他早就放下对生的渴望了。他知道死也无非是一个绵长的梦，一次不会醒来的沉睡罢了。他觉得人生有小休息，也有大休息，死亡只是赶赴一个长眠之约罢了。这样他心里再无更多挂碍，他每天准时起床，安然入睡，勤奋地写作，在最后的余生里重拾起了那半个文人的梦。

1935年6月10日左右，宋希濂第三次接到南京催问瞿秋白情况的来电。他觉得不能再等了，决定找瞿秋白作一次深谈，这也是一次貌似温和的审讯。

瞿秋白被押到了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的办公室，宋希濂看见面前还是一个瘦弱的书生，脸色苍白，略微有些浮肿，只是眼睛里已没了刚被捕时的疲惫和不安，取而代之的是一潭深水似的沉静。

宋希濂先给瞿秋白倒了一杯茶，开始了一场迂回曲折的谈话：“瞿先生，这些天我们的陈军医都用了些什么药?你的病情好转了吗?”显然这是一句带着关切的话，不管假意还是真心，这话都有一种将交谈引向友好的趋势。

“谢谢。”瞿秋白呷了一口茶，“早已讲过， 目前的处境，作为囚犯，我服药只是为了解除点病痛，已用不着做认真治疗。”

“瞿先生，你太悲观了。坦率地说，我是敬重你的。我在湖南上中学时就拜读过你的文章，那时慕名而不得见。今天在这种场合相见，在我也是一段意想不到的插曲。我今日虽有军务职责在身，仍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感慨……”宋希濂还是继续出他情意深厚、钦佩崇敬的牌。他知道瞿秋白是一个内心温和的人，他会被这种温和感染。

但这种推测是错误的，一个性情温和的人也有着自己坚不可摧的底线。瞿秋白似乎意识到了这样的温情对他并不利。“宋先生，你不必往下说了。”瞿秋白打断了宋希濂的话，“我不想判断你讲这些话的用意，但我也可以坦率地说，首先，任何语言改变不了我们今天相对立的位置；其次，我的命运最终并非由你宋先生主宰，你讲这些怕也是多余的吧。”

话说到这里，瞿秋白已经逼着宋希濂不得刁；无奈地将温情的底牌收了起来。

那天，宋希濂和瞿秋白整整谈了3个小时，这场谈话是以温和的方式开始的，但一开始就潜藏着激流和暗礁，是两个人的无声较量。谁也无法说服谁，这是两个走在不同路上的人，这样的道路永远无法重合，像水与火，像尖刀和花朵，像黑夜与白天，这一切都相距遥远。宋希濂希望瞿秋白最终能够成为一个识时务的俊杰。但是这一天宋希濂才发现自己过于自信了，这个外表文弱性格温顺的人，其实有着无比强大的内心，他有自己的方向，且坚不可摧，当然最重要的是，他已作好了不再回头的准备，他柔弱的身躯下面掩藏着无法折断的气节。

1935年6月17日中午，宋希濂接到蒋介石处决瞿秋白的密电，即派师参谋长向贤矩通知瞿秋白，这也是宋希濂作的最后一次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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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贤矩来到狱中，瞿秋白正伏在桌上写字。

向贤矩单刀直入：“瞿秋白，你多次说，被捕后就没有打算活下去，现在可以成全你了。遵照委员长命令，明天上午将送你上路。”

瞿秋白头也没抬一下，继续用一支狼毫笔在宣纸上专注地写一幅字，边写边说：“我早就等着这一天了，这样做才符合蒋介石的为人。”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向贤 矩问这个问题时觉得自己无端有些紧张，确切地说是瞿秋白的从容让他紧张了。

“也没有什么可以说了，要说的我都已经说完。”瞿秋白放下手中笔，抬头冲着他淡然地笑了。

1935年6月18日，这是最后一天。瞿秋白像往常一样醒来，换了一身新洗衣服：黑褂、白裤、黑袜黑鞋， 认真洗漱完毕。他为自己泡上一杯茶，点了—支烟。还有时间，他坐到窗前翻阅一本泛黄的唐诗集子。一翻开，目光就落到了韦应物的《自巩洛舟行入黄河即事寄府县僚友》上：夹水苍山路向东，东南山豁大河通。寒树依微远天外，夕阳明灭乱流中。孤村几岁临伊岸，一雁初晴下朔风。为报洛桥游宦侣，扁舟不系与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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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慢慢地往下翻唐诗，他觉得自己的心特别充实，隔着千年时光，那些古人的心绪却通过这脆弱的纸页深切地传达过来，他觉得自己在这个早晨真正读懂了这本被他翻了许多遍的唐人的诗集，读懂了他们的孤独，读懂了他们的悲悯，读懂了人生的无常，也读懂了命运的多舛……每个人都走在这个荒凉的浮世上。

他用笔在宣纸上写下了这么一首诗，这些句子都是唐人的诗里拣出来的，但谁又能说不也是瞿秋白用心写的?

“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

刚写完，三十六师军法处处长余冰带着全副武装的士兵列队到了监狱门口。瞿秋白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他手里握着笔，在纸上写下了最后一行字：“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墨迹淋漓，字体飞扬。

然后他推开门，冲着余冰点点头，一脸沉静地往三十六师的大门口走去。

走过人影稀落的街头，队伍不多久就进入了福建长汀中山公园，公园里有一小亭子，亭中已摆下了4碟小菜，一瓮酒，这是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备下的。看到这些，瞿秋白会意地笑了，他独自坐下来，一小口一小口地吃菜，自斟自酌，仿佛这是朋友为他设下的一个告别宴。

喝完最后一口酒，他起立掸去身上尘土，好像想到了什么，回头对余冰说：“我有两个要求，我不能屈膝跪着死，我要坐着。第二点就是不能打我的头。”这是一个绅士对死亡方式的最后一次要求，瞿秋白无疑是极少数在强大的死神面前仍保有绅士风度的人。

队伍离开中山公园，向刑场走去，瞿秋白一边往前走，一边突然有了唱歌的心情。他就开始唱了，先唱《红军歌》，再唱《国际歌》，他一遍又一遍，旁若无人地唱，高亢低回，慷慨动情，通往刑场的路，绿意逐渐葱茏，阳光从密密匝匝的枝叶间漏下来，斑驳有致，瞿秋白竟然看出了几分诗意。这哪里是赴死呢?分明是回家!唱到最后，他觉得浑身上下多了一股说不出的劲。

这个文弱的书生，一路唱着走到了长汀郊外的罗汉岭，离行刑地点已经不远了。但他却在罗汉岭下的一片草坪前停住，目光向四周凝望了好一会，他大声地对百余号行刑的官兵说：“此地甚好!”然后他坐了下来。那—刻阳光正照在他的额头，他的脸也变得明亮了。

他没有站着死，那样太累，太过古板；他没有跪着死，那是奴隶才会有的死亡姿态；他选择坐着死，这个动作真是富有深意。坐着，一个放松的姿势，一个舒展的姿势。坐着，一个与世无争的姿势，你看，那些高僧，哪一个不是采用坐着的姿势来反省人生，参悟生命的?那些得道的高人，哪一个不是坐着坐着，就让灵魂摆脱了沉重肉身，翩然飞去?这个属于瞿秋白的姿态，这样的姿态不高扬也不低下；这样的姿态最容易看到人生真味；这样的姿态，让尘埃落下，让不羁的灵魂远行。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走出了这纷扰的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