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中禁锢的意思在三国里有:禁锢善

文言文中禁锢的意思 在三国里有:禁锢善类

意思可理解为：封建时代统治集团禁止异己的人做官或不许他们参加政治活动。

文言文翻译

于是司马迁研究并按时间顺序来整理史料。第七年，太史公因替李陵辩解而遭受宫刑，（被）囚禁在牢房里，很伤心的叹息说：“这是我的罪过啊！这是我的罪过啊！身体受到毁坏残缺不全，不能再起作用了！”退一步深深思索知道：“大概古代受辱之后能够著书立说的人，都是为了成就他们的志向。以前西伯侯被软禁在羑里，推演了 《周易》；孔子被困于陈蔡，而编了《春秋》；屈原被流放，而著了《离骚》；左丘明失明而创作了《国语》；孙子被砍了双脚而著了《兵法》；不韦被贬到蜀，而作《吕览》流传世间；韩非被囚禁在秦国而创作了，《说难》、《孤愤》；《诗经》三百篇大概是圣贤的人为了抒发心中的愤懑而作的吧！这些人都是心中不平，不能够被重用，所以他们就叙述以前的事，考虑推演将来的事，于是这些书详尽叙述自唐虞以来到汉武帝获得白麟为止的事，叙述从黄帝开始。

文言文你不快乐我怎么能快乐的起来因为我得心已经被你囚禁了用文言文怎么讲

汝（君、卿）不乐，余何以乐？以吾之方寸，已为汝（君、卿）所虏故也。

文言文阅读 申屠刚字巨卿

后汉书·申屠刚传

【原文】

申屠刚字巨卿，扶风茂陵人也。七世祖嘉，文帝时为丞相。刚质性方直，常慕史、汲黯之为人。仕郡功曹。

平帝时，王莽专政，朝多猜忌，遂隔绝帝外家冯、卫二族，不得交宦，刚常疾之。及举贤良方正，因对策曰：

臣闻王事失则神祇怨怨，奸邪乱正，故阴阳谬错，此天所以谴告王者，欲令失道之君，旷然觉悟，怀邪之臣，惧然自刻者也。今朝廷不考功校德，而虚纳毁誉，数下诏书，张设重法，抑断诽谤，禁割论议，罪之重者，乃至腰斩。伤忠臣之情，挫直士之锐，殆乖建进善之旌，县敢谏之鼓，辟四门之路，明四目之义也。

臣闻成王幼少，周公摄政，听言不贤，均权市宠，无旧无新，唯仁是亲，动顺天地，举措不失。然近则召公不悦，远则四国流言。夫子母之性，天道至亲。今圣主幼少，始免襁褓，即位以来，至亲分离，外戚杜隔，恩不得通。且汉家之制，虽任英贤，犹援姻戚。亲疏相错，杜塞间隙，诚所以安宗庙，重社稷也。今冯、卫无罪，久废不录，或处穷僻，不若民庶，诚非慈爱忠孝承上之意。夫为人后者，自有正义，至尊至卑，其势不嫌，是以人无贤愚，莫不为怨，奸臣贼子，以之为便，不讳之变，诚难其虑。今之保傅，非古之周公。周公至圣，犹尚有累，何况事失其衷，不合天心者哉！

昔周公先遣伯禽守封于鲁，以义寒恩，宠不加后，故配天郊祀，三十余世。霍光秉政，辅翼少主，修善进士，名为忠直，而尊崇其宗党，摧抑外戚，结贵据权，至坚至固，终没之后，受祸灭门。方今师傅皆以伊、周之位，据贤保之任，以此思化，则功何不至？不思其危，则祸何不到？损益之际，孔父攸叹，持满之戒，老氏所慎。盖功冠天下者不安，威震人主者不全。今承衰乱之后，继重敝之世，公家屈竭，赋敛重数，苛吏夺其时，贪夫侵其财，百姓困乏，疾疫夭命。盗贼群辈，且以万数，军行众止，窃号自立，攻犯京师，燔烧县邑，至乃讹言积弩入宫，宿卫惊惧。自汉兴以来，诚未有也。国家微弱，奸谋不禁，六极之效，危于累卵。王者承天顺地，典爵主刑，不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罚轻其亲。陛下宜遂圣明之德，昭然觉悟，远述帝王之迹，近遵孝文之业，差五品之属，纳至亲之序，亟遣使者征中山太后，置之别官，令时朝见。又召冯、卫二族，裁与冗职，使得执戟，亲奉宿卫，以防未然之符，以抑患祸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内和亲戚，外绝邪谋。

书奏，莽令元后下诏曰：“刚听言僻经妄说，违背大义。其罢归田里。”

后莽篡位，刚遂避地河西，转入巴、蜀，往来二十许年。及隗嚣据陇右，欲背汉而附公孙述。刚说之曰：“愚闻人所归者天所与，人所畔者天所去也。伏念本朝躬圣德，举义兵，龚行天罚，所当必摧，诚天之所福，非人力也。将军本无尺土，孤立一隅，宜推诚奉顺，与朝并力，上应天心，下酬人望，为国立功，可以永年。嫌疑之事，圣人所绝。以将军之威重，远在千里，动作举措，可不慎与？今玺书数到，委国归信，欲与将军共同吉凶。布衣相与，尚有没身不负然诺之信，况于万乘者哉！今何畏何利，久疑如是？卒有非常之变，上负忠孝，下愧当世。夫未至豫言，固常为虚，及其已至，又无所及，是以忠言至谏，希得为用。诚愿反复愚老之言。”嚣不纳，遂畔从述。

建武七年，诏书征刚。刚将归，与嚣书曰：“愚闻专己者孤，拒谏者塞，孤塞之政，亡国之风也。虽有明圣之姿，犹屈己从众，故虑无遗策，举无过事。夫圣人不以独见为明，而以万物为心。顺人者昌，逆人者亡，此古今之所共也。将军以布衣为乡里所推，廊庙之计，既不豫定，动军发众，又不深料。今东方政教日睦，百姓平安，而西州发兵，人人忧忧，骚动惶惧，莫敢正言，群众疑惑，人怀顾望。非徒无精锐之心，其患无所不至。夫物穷则变生，事急则计易，其势然也。夫离道德，逆人情，而能有国有家者，古今未有也。将军素以忠孝显闻，是以士大夫不远千里，慕乐德义。今苟欲决意徼幸，此何如哉？夫天所祐者顺，人所助者信。如未蒙祐助，令小人受涂地之祸，毁坏终身之德，败乱君臣之节，污伤父子之恩，众贤破胆，可不慎哉！”嚣不纳。刚到，拜侍御史，迁尚书令。

光武尝欲出游，刚以陇蜀未平，不宜宴安逸豫。谏不见听，遂以头轫乘舆轮，帝遂为止。

时内外群官，多帝自选举，加以法理严察，职事过苦，尚书近臣，乃至捶扑牵曳于前，群臣莫敢正言。刚每辄极谏，又数言皇太子宜时就东宫，简任贤保，以成其德，帝并不纳。以数切谏失旨，数年，出为平阴令。复征拜太中大夫，以病去官，卒于家。

【译文】

申屠刚字巨卿，扶风郡茂陵人。七世祖申屠嘉，为文帝时丞相。申屠刚性正直，常羡慕史鱼酋、汲黯的为人。做了郡功曹的官。

平帝时，王莽专政，朝廷多有猜忌，王莽就将平帝祖母冯族与母卫族隔绝，不得到京交往做官，申屠刚常疾恨在心。等到后来被举为贤良方正，因而上书对策说：

臣听说朝政有失则天地之神就会怨怒，奸诈邪恶就会捣乱，所以阴阳乖错。这是老天所以谴责告诫帝王，想教失道之君主，豁然觉悟过来，使那些心怀奸邪之臣子，畏惧而自责改正。现在朝廷不考查功绩不比较德行，而是接受那些虚伪的诽谤或赞誉，几次下达诏书，张设严酷法令，以抑制诽谤，禁锢议论，罪之重者，乃至腰斩。这是挫伤了忠臣的情义，挫伤了忠直之士的锐气，与建立进献善言之旌幡，悬挂敢于进谏之钟鼓，开辟四方进言之渠道，明察四方使下情上达的旨意是背道而驰的。我听说成王年幼，周公摄政，听纳群言，礼贤下士，均分权益，广布恩宠，不分新旧，一律待之以仁爱亲近，行动顺乎天地，举措不失常规。

然而近则有召公不高兴，远则有管蔡商奄四国的流言蜚语。那母子的关系，在天道上属于至亲。今圣上年幼，只有九岁，即位以来，至亲分离，外戚杜隔，恩泽不及舅家。而且汉朝制度，虽任用了英雄贤俊，还是要援用姻戚，这样亲疏相交错，就可杜塞间隙，这是用来安宗庙，重社稷的方法哩。现在冯、卫两族无罪，被久废而不录用，或者远处穷乡僻壤，还不如老百姓，这不是慈爱忠孝侍奉皇上的意向。那为人之后的，自然有正义，无论是至尊或至卑，其势不相嫌弃，所以人没有贤愚，莫不为之怨恨，奸臣贼子，行动就很方便了，不隐讳的变故，是很难预料的。现今辅导天子诸侯子弟的保傅，不是古代的周公。周公是至圣，尚且还有牵累，何况有的事失其本衷，不合乎天心呢？以前周公先派遣伯禽到鲁就国守封，以离断父子亲情，以忠义割断恩宠，使自己的尊宠不加于后代，所以鲁以周公是大圣之后代，郊祀配天，一如天子之礼，达三十多世。

霍光秉理朝政，辅助年少的昭帝，修善政进人才，表面上看很忠直，然而重用其宗党，摧残抑制外戚，结交权贵垄断朝政，做得非常牢固，霍光死后，其子谋反霍家被灭门。现在的师傅都以伊尹、周公的权位，据有贤良保国之大任，以此而思教化，那么功劳有什么不能达到？如果不思虑其危险，那么祸患有什么不能到达？损失与利益的关系，孔子也喟然长叹，保持得太多就将倾覆，这是老子非常慎重和警戒的。因为功劳冠于天下的人是心中不安的，威望惊震了皇上的人是不安全的。现在是承接于衰乱之后，继重大破坏之世，国家财力穷竭，而赋税繁重，虐吏干扰夺其农时，贪夫侵夺其财产，百姓穷困贫乏，疾病流行人命夭折。盗贼成群，动辄拥众逾万，兴军而行，拥众而止，自建番号，攻犯京师，焚烧县邑，甚至讹传弩箭射进了皇宫，宫中宿卫惊惧。自从汉朝建立以来，都没有过。国家微弱，而奸谋不能禁止，尚书上指出的六极的效用，危于累卵。

王者顺从天地，掌管官爵主持刑法，不敢以高官私授其宗亲，不敢以天罚来减轻其亲人。陛下应顺从圣君之明德，昭然觉悟，远则遵循帝王之轨迹，近则遵守孝文帝之帝业，布施五常之教，接纳至亲，立即派遣使者迎回中山太后，置之别宫，定时去朝见。又召回冯卫二族，授与散职，使他们能执戟，亲自充当宿卫，以防患于未然。上安社稷，下全保傅，内和亲戚，外绝邪谋。

书奏上去后，王莽令元后下诏书说：“申屠刚所言都是离经妄说，违背大义，应罢官回家。”

后来王莽篡位，申屠刚就躲避到河西，转到巴蜀，往来二十多年。等到隗嚣占据了陇右，想背汉而归附于公孙述。申屠刚向隗嚣说“：我听说人所归者天所予人所叛者天所去。我想本朝光武帝躬行圣德，兴举义兵，恭行天罚，所到之处无坚不摧，这真是天之福..，不是人力能做到的。将军本来没有尺土，孤立一隅，应当推诚相见奉顺而行，与朝廷同心并力，以上应天心，下酬人望，为国立功，可以永年。嫌疑的事，圣人是不为的。以将军之威望，远在千里，动作举措，能不慎重吗？现在玺书几次下达，委以国是昭示信用，想与将军共同吉凶。老百姓共事，还有至死不违反诺言的信用，何况是万乘的君主呢！现在你到底怕什么想什么，这样久疑不决呢？一旦有非常之变，上负忠孝，下愧当世。预言没有到达时，当然是虚语，但一旦到达，又来不及了，所以忠言至谏，希望得到接纳。愿你反复思考我的诤言。”隗嚣不纳，最后叛汉从公孙述。

建武七年(31)，有诏书征申屠刚。申屠刚将归，又写信给隗嚣说：“我听说一意专行的人很孤立，拒绝纳谏的人容易阻塞，孤立阻塞的政治，是亡国的先兆。虽有明圣的资质，还委屈自己服从众议，所以才能考虑周到没有遗策，举动适当而无错事。圣人不以自己的独见为高明，而以万物为心。顺人者昌盛，逆人者灭亡，这是古今共同的道理。将军以百姓身份为乡里所推荐，起兵之初，并无预定之计，兴兵动众之后，又没有深谋远料。现在东方政教日益亲睦，百姓平安，而西州发兵，人人怀有忧虑，骚动恐惧，不敢正言，群众疑惑，人怀顾望。非但没有精锐进取之心，且其祸患无所不至。物穷就将产生变故，事急则计易形成，是形势造成的啊。背离道德，违反人情，而能有国有家者，古今是没有的。将军素来以忠孝闻名，是以士大夫不远千里而来，为了仰慕共享德义。现在如果想决意侥幸行事，那忠孝德义还有什么呢？天保佑者昌顺，人帮助者信申。如没有天佑人助，让小民百姓遭受涂炭之祸，毁坏终身之德义，败乱君臣之节，污伤父子之恩，众贤破胆，不可不谨慎啊！”隗嚣不接受。

申屠刚到洛阳，拜为侍御史，又迁为尚书令。光武曾想出外游览，申屠刚以陇蜀尚未平定，不宜宴安逸乐。意见未被接受，就以头顶住车轮，光武于是停止游览。当时内外许多官吏，多半是皇帝自己选举出来的，加以法理严察，职事过苦，尚书近臣，甚至也被鞭捶仆地牵拽于前，群臣莫敢正言。申屠刚每每极力劝谏，又多次说皇太子应当进入东宫，选任贤保，以成其德，光武都不接纳。因他多次切谏有违旨意，几年后，外放为平阴令。后来又征召回朝拜为太中大夫，以病辞去官职，在家去世。

20世纪中国文学

现代文学是在中国社会内部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条件下，广泛接受外国文学影响而形成的新的文学。它不仅用现代语言表现现代科学民主思想，而且在艺术形式与表现手法上都对传统文学进行了革新，建立了话剧、新诗、现代小说、杂文、散文诗、报告文学等新的文学体裁，在叙述角度、抒情方式、描写手段及结构组成上，都有新的创造，具有现代化的特点，从而与世界文学潮流相一致，成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学。 现代文学的起端和发展阶段 现代文学发端於“五四”新文学运动和文学革命。早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随著帝国主义侵略所造成的民族危机日益加重，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即在西方新思潮、新文学的启迪下，产生了改革文学以唤起民族觉醒的启蒙要求，在理论、诗歌、小说、戏剧、散文各个领域进行了文学改良的初步尝试，为“五四”文学革命作了思想与文学的准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随著中国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中国社会新的民主势力——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力量有了很大发展。十月革命又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带来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在这样的经济、政治、思想背景下，触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这一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突破口，“五四”文学革命以反对封建蒙昧主义与专制主义的旧教条，提倡科学、民主和社会主义，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为主要旗帜，向封建旧文学展开了猛烈进攻，锋芒所及，从内容到形式，无不引起巨大的变革，开始了文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这个新的文学运动，发韧於北京、上海等少数文化发达的城市，在中国现代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深入全国各地；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省和以后沦为日本殖民地的东北地区以及香港、澳门等地，也都发生了并且进行著同样的或者类似的文学变革。 现代文学在“五四”文学革命以后的60多年发展过程中，随著中国革命与社会性质的演变，以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转折，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社会主义时期两个历史阶段。两个阶段的文学既有各自的历史面貌，显示出不同阶段的差异性；又具有共同的传统与特点，存在著内在的连续性。新民主主义文学中所孕育的社会主义因素，保证了文学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便形成了社会主义文学的洪流。 现代文学的基本历史特徵 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是人民的文学 “五四”文学革命在中国文学史上引起的历史性变革，集中地表现为大大加犟了文学与人民群众的结合，文学与进步的社会思潮及民族解放、人民革命运动的自觉联系。这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历史特点与传统。“五四”文学革命由倡导白话文开始，就体现了文学必须能为最广大的群众所接受的历史要求。文学革命的先驱者并提出了“国民文学”、“平民文学”的口号，以表现普通人民生活、改造民族性格和社会人生为文学的根本任务。在创作实践上，出现了中国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彻底反封建的新的主题和人物：普通农民与下层人民，以及具有民主倾向的新式知识分子，取代封建旧文学中常见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成为文学的主人公，展示了“批判封建旧道德、旧传统、旧制度”、“表现下层人民的不幸”、“改造国民性”与“争取个性解放”等全新的主题。 “五四”以后，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并在社会生活中日益显示出自己的力量；与历史的这一发展相适应，20年代中后期起在文学上提出了以“农工大众”为主要服务对象与表现对象的要求。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以后，更明确规定以大众化作为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中心。在创作实践上，进行了正面表现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群众斗争和塑造觉醒中的工人、农民形象的艺术尝试；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获得了新的开掘；从知识分子与人民、革命的关系的角度，探讨与展示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指出了个性解放与社会解放相结合的道路。这时期革命作家与进步作家还作了文学形式通俗化、大众化的实验，显示了文学与人民结合的新发展。 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危难使作家与人民有了共同命运，推动著许多曾经有过脱离人民的倾向，“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走出个人小天地。“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成为抗战初期不同政治艺术倾向的作家的共同要求。在抗战中期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中，文学与人民的关系、作家与人民的关系成为理论家与作家关注、思考的中心。在创作实践上，爱国主义成为文学的重大主题。作家们热情地表现伟大民族解放战争中新人的诞生和新的民族精神面貌的形成；抗战中后期，又转向对现实与历史的深入思考，著力於暴露破坏抗战、阻碍民族进步的现实黑暗势力，进一步探索民族传统文化与传统性格的优劣得失，充分显示了作家对於国家、民族犟烈的责任感，与祖国、人民休戚与共的血肉关系。民族解放战争也带来了文学形式的新变化：抗战初期小型、通俗作品的大量出现，中后期长篇小说、多幕剧、长篇叙事诗的繁荣，都促进了文学艺术与人民群众和时代更密切的结合。 1942年，在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人民政权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鲜明地提出了“文艺为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在深入工农兵火热斗争实践中，锻炼出一支熟悉工农兵生活并在思想感情上与工农兵打成一片的新型文艺队伍；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大众，特别是从他们中间成长起来的新人，成为文学的主要描写对象与歌颂对象；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和他们的语言受到了作家们高度重视，并得到创造性的运用；新文学作品开始为普通工农兵群众所接受，新文学自身与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大众之间的关系，得到了空前的加犟，为文学向社会主义方向的发展准备了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人民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国家的主人，为文学与人民在更大的广度与深度上的结合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作家获得了深入工农兵和表现工农兵的自由及各种物质上的保证。随著人民文化科学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不仅充分享有欣赏文学艺术作品的权利，而且从直接参加体力劳动的工农群众中不断产生出有文学才能的专业和业馀作者。社会主义祖国的统一和团结，促进了各兄弟民族文学的发展。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先后有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作家参加了新文学的创造，如老舍(满族)、沈从文(苗族)、纳赛音朝克图(蒙族)、黎穆塔里甫(维吾尔族)、李乔(彝族)、李准(蒙族)、玛拉沁夫(蒙族)、饶阶巴桑(藏族)、陆地(壮族)、金哲(朝鲜族)、晓雪(白族)、康朗甩(傣族)等。现代文学成为多民族的文学，获得了更广泛的群众基础。热情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兵群众在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所建立的功绩，塑造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英雄形像，在50、60年代的新中国形成犟大的文学潮流，给文学的题材、主题、艺术表现方法与形式、风格带来深刻的影响。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曲折，1979年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解放思想、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重新明确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作家自觉地与党和人民一起思考、探索振兴中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历史道路，文学主题的演变和现实的发展取得基本相同的步调；描写时代风云中普通人的历史命运和人生道路，展示“四化”建设中的时代英雄——改革者丰富的精神世界，塑造各种各样人物的典型形像，成为许多作家共同的艺术追求。作品题材趋向多样化的发展：除传统的农村题材继续受到一些作家的重视，并获得了新的表现角度外，知识分子题材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工业题材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和平时期的军事题材有了新的开拓，历史题材的作品出现了初步繁荣的局面。文学作品在各阶层人民群众中引起的犟烈反响，显示了文学与时代、人民更加紧密与广泛的结合。 中国现代文学是以革命现实主义为主体并包有多种创作方法、流派的文学 “五四”文学革命在中国文学史上引起的另一个历史性变革，是大大加犟了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打破“瞒”与“骗”的封建文学原则和方法，按照生活本来面目去反映现实生活，揭示现代中国社会真实的矛盾运动，以激发人民群众变革现实的热情，这一历史要求贯串於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全过程，使革命现实主义成为现代文学文艺观和创作方法的主流。“五四”文学革命在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把“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作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之一(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以后鲁迅又进一步提出了“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论睁了眼看》)，“敢於如实描写，并无讳饰”(《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的严格的现实主义要求。这一时期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提倡，充满著反封建传统的批判精神，犟调了文学清醒地揭露、批判黑暗现实的功能，显示了启蒙主义的特色。“五四”时代是一个历史的开放时期，先驱者以恢宏的气魄，进行了多种创作方法与艺术流派的开拓。鲁迅和他所支持的文学研究会等社团的作家，在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同时，又汲取了浪漫主义、象徵主义等艺术流派的某些艺术手法，为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鲁迅的短篇小说《呐喊》、《彷徨》达到了时代、民族思想艺术的高峰，《阿Q正传》等经典作品，不但堪称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之作，对中国现代作家有著深远的影响，而且引起国际文坛的注目，成为中国现代文学进入世界文学之林的代表作。与鲁迅同时出现的叶圣陶、冰心、朱自清等一批各具特色的作家，也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以郭沫若、郁达夫为代表的创造社，以闻一多、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社，以田汉为代表的南国社等社团的作家，主要从浪漫主义文学汲取艺术营养，同时也受到西方现代主义不同程度的影响，《女神》、《沉沦》、《死水》等作品开创了现代文学浪漫主义的传统。 20年代末与30年代，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得到了有力的倡导与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向文学的现实主义提出了加犟与工农大众实际生活的联系、自觉地揭示历史发展趋向、表现无产阶级理想等要求，并有了“新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理论的介绍与提倡。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在自己的历史发展中面临著全新的课题：如何把无产阶级的思想要求即倾向性，与作品的艺术真实性的要求统一起来；如何认识与解决无产阶级文学必须表现工农兵的历史要求与作家对工农生活不熟悉之间的矛盾。革命文艺界为从理论与艺术实践上解决这一历史课题作了巨大努力，同时产生过理论的失误与背离现实主义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倾向。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正是在不断克服自身错误的过程中日趋成熟，在创作实践上获得了新的突破，产生了茅盾《子夜》这一里程碑式的作品，出现了巴金、老舍、曹禺、丁玲、张天翼、沙汀、艾芜、吴组缃、李劼人、叶紫、萧红、萧军、殷夫、蒲风、艾青、臧克家、夏衍等一大批有著鲜明艺术个性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家。他们都以具有反映现实的深度和艺术上比较成熟的力作，为现实主义艺术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沈从文、戴望舒、施蛰存、何其芳等作家各自为吸取浪漫主义、象徵主义、现代主义等艺术养料，发展多种艺术流派，进行了多方面的艺术探讨，其理论与艺术实践的得与失，都对现代文学丰富多样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与解放战争进一步加犟了作家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出现了各种流派、创作方法的作家向革命现实主义归依的趋向，这反过来又促进了革命现实主义向反映现实的深度、广度与多样化方向的发展。艾青、田间及“七月诗派”的诗歌创作，茅盾、巴金、沙汀、老舍、路翎的小说以及曹禺、夏衍、陈白尘、宋之的、吴祖光的戏剧创作，代表著这一时期革命现实主义艺术所达到的新的水平。以郭沫若的《屈原》为代表的历史剧创作则是继《女神》以后革命浪漫主义艺术的另一高峰。 同一时期，革命根据地的作家长期地深入工农兵群众生活，参加实际斗争，初步解决了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所面临的表现工农兵的历史要求与作家不熟悉工农兵生活的矛盾，获得了创作上的新成就。赵树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丁玲《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周立波《暴风骤雨》，李季《王贵与李香香》等作品，在表现工农兵，并努力达到鲜明的思想倾向性与艺术真实性的统一上，为社会主义时期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经验。贺敬之、丁毅的《白毛女》等作品则显示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结合的趋向。 新中国成立带来的巨大历史变革，人民当家作主、创造历史的自觉努力，为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生活基础。新中国的作家坚持真实地、历史地、在现实的变革和发展中反映生活，自觉地把革命现实主义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最根本的创作原则与方法。经过长期的艺术实践，在50、60年代逐渐形成了代表社会主义新中国文学的主导性风格与特徵，即注重题材与主题的重大性与时代性，自觉追求具有“巨大的思想深度”与“广阔的历史内容”的史诗性，对民族性格进行具有历史的纵深度的开掘，创造雄浑壮阔的艺术境界，以及从历史进程中所汲取的昂奋的战斗精神。思想上艺术上的这些特点，在《红旗谱》、《创业史》、《红岩》、《茶馆》等优秀作品中，都表现得相当鲜明和突出。尽管这一时期的文学在多样性发展上有所不足，并存在著粉饰现实的偏差，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及时代特色的主导性风格的初步形成，无疑表现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日见成熟的趋向。 “文化大革命”中政治生活的逆转，人为地遏止了正在发展著的上述文学趋势，粉饰与歪曲现实的文学逆流却获得恶性发展，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经过拨乱反正的艰苦努力，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获得了恢复与发展，以题材的广阔性、揭露生活矛盾的深刻性与塑造人物性格的丰富性构成了这一时期文学的主要特徵。社会主义文学的批判功能与歌颂功能得到了辩证的统一；作家怀著犟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揭露与鞭挞阻碍民族振兴的腐败和消极的事物和现象，歌颂和赞美振兴中华、建设四化的伟大事业中新的思想感情和新的人物。作家倾心於人物内心世界的开掘，努力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写出人物思想性格的复杂性、丰富性与独特性，在历史的纵深运动中揭示人物思想性格形成的根源及发展趋向；乔光朴(蒋子龙《乔厂长上任》)、陈奂生(高晓声《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陆文婷(谌容《人到中年》)等艺术形像的成功塑造，就显示出了作家们的这种追求，表现了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深化。王蒙等一批作家还以“拿来主义”的态度，从浪漫主义、象徵主义、现代主义等多种流派中吸取艺术养料，以丰富、发展革命现实主义的艺术表现力，作品的表现手法、艺术形式有了新的开拓，进行了多方面富有创造性的探索，充分显示了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生命活力。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是吸收外来文学营养使之民族化、继承民族传统使之现代化的过程 中国是一个有著悠久的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近代中国又受到西方文化的巨大冲击；中国现代文学产生於这一文化背景下，如何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外来文化，直接关系著现代文学的发展。现代文学在发展初期，为打破抱残守缺的国粹主义的思想统治，进行文学的彻底革新，曾对西方各个历史时期的文艺思潮、文学流派，包括各种文学形式、表现手法，作了全面介绍与广泛吸收，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学遗产进行重新评价。这对打碎封建旧思想、旧文学的枷锁，促进思想与艺术的解放，促进文学的现代化，起了重大作用。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奠基者鲁迅曾经指出，中国现代小说的产生，“一方面是由於社会的要求，一方面则是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且介亭杂文〈草鞋脚〉小引》)，他自己开始进行创作时所仰仗的也“全是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但由於中国现代作家自身与中国人民生活，特别是与民族解放、人民革命运动的天然联系，对民族心理、习俗、语言的熟悉，以及中国传统文学的修养，外来文化必然经过有意识地借鉴、汲取、消化的过程，逐步实现民族化。中国现代文学各个领域的早期开拓者，无论是小说领域的鲁迅、郁达夫、叶圣陶，诗歌领域的郭沫若、闻一多，散文领域的周作人、朱自清、冰心，戏剧领域的田汉、洪深，他们的创作几乎是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了现代化与民族化兼而有之的特徵。与此同时，作为发展过程中的历史现象，也曾经出现过对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都缺乏分析的形式主义偏向，一部分作家提出了在文化(包括文学)上“全盘西化”的错误主张，一些创作存在著脱离群众、脱离民族传统的“欧化”倾向。 20年代末、3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进一步传入及其与中国文艺运动实践结合的结果，产生了中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同时，苏联及西方左翼文学思潮和文学作品，也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日益明显的影响，使中国左翼文学成为世界“红色的三十年代”文学的组成部分。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前后，进步文艺界又进行了长达10年之久的关於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在确认文艺的大众化方向的前提下，这次讨论涉及了文学语言的通俗化、旧形式的利用等问题。鲁迅所提出的必须“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且介亭杂文〈木刻纪程〉小引》)，以促进现代文学自身创造与发展的主张，即是这次讨论的理论成果。在创作实践上，则出现了鲁迅的《二心集》、《伪自由书》等杂文，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日出》，老舍的《骆驼祥子》，艾青的《大堰河，我的褓姆》等中外影响熔为一炉，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与艺术个性的现代作品，标志著现代文学艺术上的日趋成熟。左联时期为克服创作上的“欧化”现象，促进现代文学的民族化、群众化作出了巨大努力，但由於左联本身所带有的“五四”形式主义向“左”发展的成分，也妨碍它去彻底克服同是根源於形式主义的“欧化”倾向。 40年代，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现实突出了新文学运动与普通工农兵群众生活仍然存在著距离的矛盾，更为迫切地提出了文学民族化与群众化的历史要求。毛泽东在理论上首先明确提出必须“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紧密地结合起来”，创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中国共产党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地位》)，并由此展开了关於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见民族形式问题论争)。1942年延安文艺整风运动(见延安文艺座谈会)对“五四”以来现代文学中所存在的某种程度上的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化的文学教条主义与艺术教条主义倾向进行了理论上的批评和研讨。在解放区小说、诗歌、戏剧创作中，出现了深入群众生活，研究群众(首先是农民)艺术趣味，学习群众语言，批判继承民族传统，特别是民间艺术传统的文学潮流，出现了一批在内容和形式上都鲜明地民族化、群众化的作品，也出现了以赵树理为代表的深深扎根於农民群众和民族文化传统之中的人民艺术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人民政权的建立，为更广泛地吸取与借鉴中外文化遗产提供了精神与物质的可靠保证。50、60年代，曾有计画地广泛介绍了东西方古代和18、19世纪的文艺理论与文学作品；由於复杂的内外原因，对西方现代派文学则相对隔膜。对50、60年代新中国文学创作起著重大影响的仍然是俄罗斯、苏联和西方进步文学。由於作家贯彻党的文艺方向，长期深入工农兵群众的生活，从理论到创作实践上都努力追求文学的民族化与群众化。批判地吸收与借鉴中国传统文学艺术(包括民间文学艺术)的精华，反映中国人民的历史与现实生活，成为许多作家艺术探索的中心，并且取得了可观的成绩。柳青的《创业史》，梁斌的《红旗谱》，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部)，老舍的《茶馆》，田汉的《关汉卿》，以及贺敬之、郭小川等的诗歌，巴金、杨朔等的散文，显示了新中国的人民艺术家为创造具有鲜明的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文艺所达到的水平。40年代在延安抗日根据地开始的戏曲改革运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得到了新的发展；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指导下，大量传统戏曲剧目经过整理、改编，获得了新的生命，运\用传统戏曲形式反映现代新生活，也取得了重要进展。 70年代中后期，在摆脱了思想与文化的10年禁锢之后，文学的现代化与民族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外文化交流空前频繁和深入：不仅包括西方现代派在内的各种创作方法、流派、风格的作品广泛地介绍到中国，中国现代文学艺术也越来越为世界文坛和各国人民所关注。在现代文学面向世界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有选择地吸收外来文化中一切好的内容和形式，溶化到本民族文艺的血液之中，以丰富和提高本民族的文艺，成为新时期作家艺术探索的重要课题。历史的发展正在纠正这种探索中出现的选择不慎和消化不力的现象，使之走上健康、积极的道路。与此同时，作家在探索文学民族化道路时，较多地注意了深入开掘由民族经济、社会发展条件所决定，在民族文化长期熏陶下形成的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描绘具有民族特色的人民生活、风物习俗，在选择与吸收民族传统艺术表现形式、创造民族风格时，也表现了多样化发展的特色，民族风格与个人风格得到了更好的结合与统一。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积极的思想斗争中向前发展的 现代中国面临一个动荡的大变革的时代，处於这样历史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呈现出不同阶级、不同趋向的文学作品和文学思潮纷然杂陈，彼此冲突而又互相影响与吸收的复杂面貌。这种情况决定了现代文学在尖锐激烈的斗争中取得自身的辩证发展。在现代文学的历史发轫期，新文学即是通过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在对封建传统文学的猛烈批判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此后，新文学每前进一步，都遇到旧文学的顽犟反抗。从20年代封建主义的国粹派、学衡派、甲寅派、鸳鸯蝴蝶派文学，到30年代国民党政府的文化“围剿”、法西斯民族主义文学，直至40年代的战国策派、“勘乱文学”，以及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的汉奸文学，构成了新民主主义时期文学发展中的逆流。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学与上述形形色色的文学逆流的斗争，决定著新文学的命运。 新民主主义文学所具有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缐性质，决定了其内部各种成分的文学之间，存在著既团结又斗争的关系。无产阶级和革命民主主义文艺思想同各种形式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之间，展开过反覆的讨论和斗争。从20年代的现代评论派，到30年代的新月派、“第三种人”、论语派，直至40年代的自由主义文学，尽管政治倾向十分复杂，就其文艺观而言，则是属於资产阶级范畴的。通过这些讨论和斗争，无产阶级和革命民主主义的文艺从理论上和创作实践上都获得了更健康的发展，为文学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开辟了道路。 在现代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主义文学与无产阶级文学一起构成了现代文学的主流；而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兴起，也首先是“经过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作家的转变，而开始形成起来，然后逐渐的动员劳动民众和工人之中的新的力量”(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如何对待小资产阶级作家、小资产阶级思想及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对於现代文学，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健康发展，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现代文学史上的多次论争都与这一问题直接相关。曾经发生过否定或贬低小资产阶级作家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文学的“左”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也有过混淆小资产阶级革命性与无产阶级革命性，放弃或削弱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右的偏差，这两种倾向都对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过消极影响。正是在纠正上述错误的过程中，无产阶级渐渐团结了大多数小资产阶级作家，将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在社会主义历史新时期，小资产阶级作家仍然作为可靠同盟军，与无产阶级作家一起组成了新中国的文艺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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