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哲学家罗素
关于哲学家罗素
伯特兰·亚瑟·威廉·罗素生平
伯特兰·亚瑟·威廉·罗素(1872年——1970年),20世纪著名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一生著作达40余部,论文或其他文章更多。他在多方面的建树深刻地影响了西方哲学。
1872年5月18日,罗素出生于英国蒙茅斯郡特雷莱克一个贵族家庭。他的祖父约翰·罗素伯爵两次出任首相,是争取1832年英国改革法案通过的领导人。罗素两岁时他的母亲死去,大约一年后他的父亲也谢世了。祖父祖母自愿承担了抚养孩子的责任。罗素的祖母具有自由主义政治观点,常教导罗素要反思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罗素性格内向,具有勤于思考的习惯,这无疑受其祖母的影响。
罗素11岁时,跟着他的哥哥学习欧氏几何学,当时他只能接受定义,却怀疑公理的可靠性。这种怀疑决定了罗素哲学生涯的风格和目标,即以怀疑主义和谨慎的风格,探求“我们能知道多少以及具有何种程度”的确定性和可疑性。
1890年10月,罗素考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从而进入空气清新、思想活跃的教育园地。然而老师对他影响不大,倒是与同学的交往使他受益颇深。不久,他同学校的著名人物怀特海、莫尔、麦克塔格特、经济学家凯恩斯等人结识,很快他便成为他们中间最受欢迎的一员。在第三学年时,罗素虽以优异成绩通过学位考试,却发誓再也不念这种只注重技巧而不重视基础理论证明的数学了,改学哲学。他立志要像黑格尔那样,建立一套哲学体系,献身于哲学事业。
罗素大学刚毕业时,深信黑格尔、康德的哲学。1893年他写了数学哲学论文《论几何学基础》,试图修补康德所谓的时空形式是先天综合判断的理论。这使他获得了剑桥大学研究员的资格。
当时德国的数学理论非常先进,正酝酿着一次根本性的变革。当罗素深入掌握了这些理论之后,他断然放弃自己推崇已久的唯心主义观点,转向实在论,决心寻求一种正确的数学理论。
1900年7月,遇到象征逻辑创始人皮诺。罗素读了皮诺的著作,他感到许多问题突然都有了答案。同年10月,他同怀特海合写《数学原理》,并于1910年、1911年、1912年分三大卷出版。这部书在逻辑发展史上是划时代的。从此,逻辑脱离哲学而独立,后来德国的大学就把数理逻辑归入数学系。凡此都证明了罗素的特殊地位。
罗素发现人们力图用逻辑学为数学奠定理论基础的过程中,有一个常常用来说明其他概念的基础概念“总类”是自相矛盾的,由此他建立了“悖论”学说,又称“罗素悖论”。为了证实“罗素悖论”,许多数学家和逻辑学家提出各种理论方案,都解释不通。罗素本人也中断《数学原理》的写作,对此作进一步研究。后来他提出“类型论”来解释这种现象。“类型论”的影响也很大,它促使数学家认识某些词语和语义研究的重要性,也孕育着罗素本人的另一种哲学思想,即逻辑原子主义的原理。
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的基本论点是,世界是由一些简单的特殊事实构成的,它们只有简单的性质和相互之间的简单的关系,因此了解任何事物或主题的实质的途径是分析,直到无可再分析的“逻辑原子”为止。逻辑原子并不是小粒的物质,而是构成事物的所谓观念。罗素的这一套理论,对20年代中叶出现的维也纳学派以及30年代出现的逻辑语义学有着巨大的影响。
罗素哲学思想中比较重要的,是他的“中立一元论”。大意是构成世界的材料既不是纯粹的心,又不是纯粹的物,也不是心物的二元对立,而是一种非心非物、对于心物都取中立态度的东西。这种中立的事物有时指事件,有时又指感官和材料,这种“世界材料”是构成心物最原始的东西。这些观点都体现在他1921年完成的《物的分析》和《心的分析》两部著作中。
罗素一向热衷于政治理论的探讨,并积极参与各种政治活动。早在1895年,他第一次结婚之后,同妻子一起旅游了欧洲大陆,他研究了经济和德国社会的民主,并盛赞《共产党宣言》和三大卷《资本论》都是极富文采的伟大名著。当时他与社会民主党领袖、马克思主义者倍倍尔、李卜克内西都有往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积极从事反战活动。他参加了禁止征兵协会,发表了一系列呼吁和平的演讲,对拒绝参加罪恶战争的人给予真诚帮助。1916年因为撰写反战传单被罚款100英镑,由于其拒付,法庭就拍卖了他在剑桥大学的图书作抵押。随后三一学院也解除了他的教职。1918年,他又给反战报纸写社论,因“侮辱同盟国”而被监禁6个月。鉴于其名声,他被判决在布里克斯顿监狱中的一个小屋中写作和研究。战争结束后,罗素访问了苏联,会见了列宁、托洛茨基和高尔基,他对共产主义者信仰的目标表示同情,但也对苏联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方式表示忧虑。1920年8月,罗素访问了中国。他一贯同情被压迫民族。在英布战争中,他站在布尔人一边,为此他在英国贵族中极为孤立
1934年,他的《自由与胆识:1814~1914》问世,在书中他具体系统阐述了自己的政治思想,提出政治、经济和历史人物是社会政治史的三个重要方面的观点。1938年,他又撰写《权力》一书,主张实现“驯服权力法”,以限制某些政客的权力欲望。
随着希特勒的上升,罗素反对纳粹方式,但他也同时反对导致战争的任何步骤。他的态度于1939年有所改变,认为“反对纳粹的战争是必要的”。1949年,他被选为英国科学院院士,1950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
50年代以后,罗素成为保卫和平的英雄战士。1953年,美国试验了一颗氢弹,这改变了他的政治观点。他主张与其打一场战争,毋宁在独裁下生活,表现了他对未来战争的担忧。1954年12月,罗素在英国广播公司发表《人类面临的危险》的广播讲话,严厉谴责比基尼氢弹试验。1955年初,又起草并发表有各国科学家签名的著名的罗素—爱因斯坦禁核声明。1961年为反对美国政府发展核武器,89岁高龄的罗素偕夫人参与了伦敦游行示威。后来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他极力呼吁美苏首脑举行高级会谈,避免战争。
罗素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直到1953年斯大林死去,他一直没有放松对苏联的批评。后来态度有所缓和。但在越南战争期间,他提供资金,组织了对美国领导人战争罪行的模拟裁判。由萨特和艾特克·多伊彻主持的战争法庭于1967年5月在斯德哥尔摩开庭,并对美国军队的活动提出详细公诉。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罗素提出强烈抗议。他作为一名国际和平战士,成为西方许多国家左派学生和群众的一面旗帜。
罗素的婚姻生活充满传奇色彩。
罗素从剑桥大学毕业后,同漂亮的美国姑娘皮尔索尔·史密斯结婚,她比罗素长5岁。这次婚姻从1894年持续到有过几次爱情经历,包括与艳丽的奥托莱恩·莫雷尔夫人、康斯坦斯·马勒森夫人以及有名的演员科利特·奥尼尔私通。1921年他同威尼弗雷德·布莱克结婚,1936年又同海伦·斯彭斯结婚。16年以后,他第四次结婚,妻子是伊迪丝·芬奇。
罗素年轻时枯瘦,一头黑发。中年时期,他变得更加消瘦,明亮的眼睛,微微的笑容,一头白发,一幅哲人形象,给人一种冷淡而又善良的感觉。
罗素是一个温和甚至羞怯的人,作为一个朋友、伙伴和健谈者,都令人感到愉快。
罗素很幽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从没写过文学作品的罗素,竟开始写起小说来。第一部小说1951年匿名发表,并悬赏猜测作者何人,结果无一人猜中,因为谁也不会相信,这位年近80岁,负有盛名的哲学家还有写小说的雅兴。
1970年2月2日,罗素伯爵以98岁的高龄死于威尔士的家中。他的一生迭宕曲折,以致人们对他的评价毁誉参半。但他确实是极大影响世纪的人。罗素是这样描述自己漫长、刺激、复杂生活的动力的:“三种简单而又极度强烈的情感支配着我的一生: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和对人类苦难的深切同情。”他也说过,只有一种情感即对爱情的渴望得到了完全的满足。当他第四次结婚时,他已80岁高龄了。
1970年2月2日,罗素在老家威尔士逝世。
二、伯特兰·亚瑟·威廉·罗素的文学历程:
在《往事追忆》(1956年)一书中,罗素指出:“一种文风除非它是作家个性的直接的、几乎是无意识的表露,同时这种个性又是值得表现出来,否则不是好的文风。”经过一些探索之后,他选择了自己的文风,这种文风要求在把结论直接、自然地写下来之前,首先要通过他的思考得出结论。他断言:“在我看来,福楼拜和佩特是最好应被忘记的。”体现于明显值得表达的个性之中的这种写作方式,使罗素的著作具有文学的价值,而不是哲学思想的一般表述。虽然他的专业著作对未受专门训练的读者来说不易于接受,但他那相同的犀利的文风明显地贯穿于所有著作。当然,乔治·桑塔耶纳认为罗素的著作中唯一真正有价值的是那些最抽象的著作。尽管桑塔耶纳对罗素著作的文学价值存在异议,但大部分评论家都赞扬罗素的散文简洁、明畅。
在罗素论文的广泛视野中,有许多题目按常规足以使他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不仅是数理哲学家、研究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的学者、经济评论家和现代科学的解说员,他还是个道德哲学家和教师,历史、宗教和语言哲学家,对人类持久的愚蠢行为的讽刺评论家——而且所有这些都足以造就他成熟的文学生涯。
罗素许多对道德论点的阐述——有些最早写于20年代——今天看起来已经过时,然而,很容易理解当它们出现的时候,为什么激怒了这么多的道德家。他谴责人们存于宗教信仰和性蒙昧状态中残忍的天性,听起来很像鞭挞迷信和愚昧的最新启迪者,但罗素与具有许多相同激进观念的英国文学贵族集团处于同一时代。他对惯常于残忍的基督教讨伐,与文学批评家威廉·艾伯森反对基督上帝的残暴的严词谴责相类似。罗素认为性关系中唯一的先决条件是忠诚和相互吸引,这一主张得到D.H.劳伦斯的赞同。因此,可以把罗素看成反传统的孤独的叛逆者:也许最好被看作到处漂泊的小牧人。现代避孕用具已使性自由成为可能,甚至远远超过了他所说的范围,同时仍存在着权力崇拜和宗教复仇的前哨,当罗素是个年轻人时候,有组织的宗教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所有这些都使罗素被视作改变民众思想的道德家之一。
在他所有著作中,没有哪一部比1925年出版的《我信仰什么》这本小册子在道德问题上引起这么大的冲突,它成了1940年纽约听证会上认为他不适合在市立学院任教的重要依据。该书第一段就宣布,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并非单独的实体;接着将人解释为一种副现象,这种副现象的生理可以完全由物理学来阐明,这样,罗素立即就在所有的道德家面前成了众矢之的。在罗素看来,关于上帝的存在问题是“超于知识可能达到的范围之外的”。恐怖的宗教裁判已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对取代基于恐惧无知的神学,罗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好的生活是由爱来激励,由知识来指导的。”
罗素倾向于决定论,至少他相信所有的行为都有其动机。他又认为人类在一定范围内有自由意志,如除了他们愿意干的事情之外,他们还可能做些别的。但他否认动机对意志的作用无益于影响其他人的行为的尝试,因而决定论的主张必定是对的。所以按常规看,罗素对自由意志的定义太无力,我们无法给予褒贬。他自己也承认:这种褒贬可能成为其他行为的原因,但没有真正的道德意义。
罗素对人如何行动这一问题的回答可概括为:经过适当的考虑后,听从良心的指令。一个特定行为可能最终从客观上来说并不正确,这个事实无法避免:道德受明达的良心支配。这两点——关于自由意志和良心——在《伦理学基本原理》(1910年)和《伦理学和政治学中的人类社会》(1954年)中得到了阐述。
罗素对教育哲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不仅开办学校,而且经常写一些关于如何教育孩子的著作。他的思想接近于卢梭的学说,反对教会和国家的义务是“浇铸”年轻人的思想。相反,正如他在《教育》(1916年)中所说,对教育最至关重要的是老师对学生的尊重。老师应该“主要从孩子身上感觉到一些神圣、模糊、无限的东西,一些个别的特别宝贵的东西,逐步发展中的生活准则,还有这个世界无声无息的竞争状态的具体片断”。学校教育的危险是培养把历史搅混的爱国主义感情和向年轻人灌输宗教信仰。同样有害的是,在年轻人中反复灌输浅薄的“好的礼貌”观念,这种“好的礼貌”观念对自身的正确性确信无疑,并且认为合适的礼貌比才智或者艺术创造、或者生命力、或者世界其他任何进步的源泉更值得去期望和“追求”。
在《教育的宗旨》(1926年)一书中,罗素阐明了他关于好学校和好教师的看法。他区分了可视作理想品质的四个基本特征:活力、勇气、敏感和智力。例如,活力能使人们摆脱逐渐过时的旧思想,扩大他们对世界的了解和兴趣,由此减少他们对其他人取得成就的不恰当的忌妒。
勇气的最高类型——不是仅仅建立在抑制的基础上——要求有两个方面的精神特征:自尊和不受个人情感影响的人生观。自尊必须避开谦恭的不诚恳的自卑,应该建立在对自己的目标有个真正了解的基础上。最重要的是,勇气必须面对现实世界,因为“勇气完善的典型出现在有诸多兴趣的人的身上,他感到自我仅是世界的一小部分。这不是通过鄙视自己、而是通过看重许多非他自身的东西而达到的”。
良好教育的第三个特征是敏感,尤其是那种罕有的但却是重要的抽象的同情。这种同情有助于减轻那些远方和看不见的痛苦。罗素说,在个人交往中,友善和慷慨的人,有可能是依靠剥削许多穷人的工业来赚钱的人,他从未目睹过这些穷人的苦难。他写道:“那就是为什么大规模的工业主义是如此的残酷以及为什么对隶属民族的压迫被容忍的基本原因。”
最后,在学校教育中,智力必须得到发展。这种智力的培养不是通过向孩子们灌输信仰,而是建立在孩子对世界本能的好奇心上。一旦开明、耐性和工业结合,好奇心将造就一个由有教养的公民组成的社会。
罗素的纯文学能力——以一种流畅的文风表述的讥讽和讽刺的天才——在《智力垃圾素描:关于组织和个人的蠢行有趣的目录册》(1943年)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乔纳森·斯威夫特如果在世,一定会自豪地宣称这是他的杰作。《智力垃圾素描》对存在于许多宗教信仰、民族主义者的自我吹嘘和性行为的概念中的不一致性和非逻辑性进行了诙谐的揭露。它充分体现了罗素思想中的最优秀的特性和这位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数学家对文学艺术的鉴赏力。
三、1950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安德斯·奥斯特林:
1946年,罗素的巨著《西方哲学史》问世时,他本人已经74岁,从他巨著中的各种深沉的功力来看,我们才了解他是经过多么艰难困苦的努力才有了这一成果。如在谈到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时,他说:“在研究某个哲学家时,正确的态度应是不卑不亢,先为他们的立场设身处地地想想,直至了解他的思想,才尽可能地放弃先前的偏见,采取正确的批判态度。”
在这部书的另一处,他又写道:“忘记哲学所讨论的问题,或在心目中存在着各种先入为主的、固定的哲学答案,都是不好的,教我们如何学会生活在疑问中,但又别让疑问搞得麻木不仁,这可能是我们当前那些研究哲学的人的最主要的课题。”
半个世纪以来,由于罗素个人思想的高超,使他一直成为全球瞩目与争论的中心,他自己除了固定的写作与研究以外,也随时准备迎接任何战斗,未曾一日懈怠。在人类知识和数理方面,他的研究成果可以与牛顿在力学上的成就相媲美。但并不是由于他在这方面的成就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是因为他能够把一般性的哲学思想成功地介绍给人们,他这样做,是对哲学家始终保持兴趣的最成功的范例。
他的一生的著作,主要是为公众的良知作辩护。作为一个哲学家,他追求的是以洛克和休谟为代表的英国经验哲学路线,对于那些观念论的信条,他从来没有为之动心,而且还是激烈的反对者。对于欧洲大陆的那套哲学思想,他认为应该从英国的立场冷静地去审视和探讨。他就是这样,在严谨的态度中,不忘记发挥自己的敏锐,冷静和机智,使他的著作充满这些特性而成为非凡的作家,即使从纯文学的观点看,他的作品也是属于永存的不朽之作。诸如《西方哲学史》(1946年)、《人类的知识——它的极限和范围》(1948年)以及《我的心路历程》(收于1951年出版的《罗素哲学思想》中),无不如此;当然,他的其它很多讨论社会问题的著作也同样是伟大不朽的作品。
罗素的观点和意见的形成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对此不能简单加以归纳。他的家族在对待英国政治的立场,一直受到辉格党传统的影响。他的祖父约翰·罗素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宫廷发言人。所以,在他年少时便受到自由主义的熏陶,后来又遇到社会主义思潮的冲击,使他成为事事都权衡轻重、擅长独立思考的社会批评家。他自始至终热心地告诫我们,新官僚主义的危害,他强调个人的权利,反对集权制度,对工业文明的日益发展而造成的对人类简朴的生活情趣的威胁,深感忧虑。1920年,他访苏归来后,便对共产主义表示失望和厌恶。相反,在中国的旅行中,他却深深地为中国的文化所吸引,对道家那种清静的和儒家那种各任教化的精神,他认为可以作为平衡西方文化中存在的略带激进和野蛮的作风之用。
罗素的很多著作都招致了不少攻击,与其他哲学家不同的是,他认为作为一个作家这是很自然的也是很紧迫的事。当然,他的理性主义不可能解决所有棘手的问题,也不可能当作万灵药使用,即使是哲学家们愿意将“药方”开出来也无济于事。不幸的是,世界上存在着而且永远存在着一种神奇的力,使你脱离理性的分析或驾驭。这样,对罗素的著作,那怕从一种纯粹实用的角度看,也没有让他的思想在两次大战期间受到很大重视,看来,主要是被完全抛弃了,但是,对他那种满怀自信、敢于以乐观坚决的态度力排众议、说别人不敢说的话的思想家,我们是特别敬佩的,每次读他的作品,如同听萧伯纳喜剧中那心直口快的主人公说话时一样舒服,因为那讲话向来是以高昂的语调和伶俐的言辞而令人折服的。
总之,我们可以这样说:罗素的哲学具体地体现了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先生当初设奖的动机,他们对人生的看法是十分相似的。两人同样相信怀疑论和“乌托邦”的理想,并对于当代世界的格局的悲观看法而共同强调了人类行为的理想化。瑞典学院确认为他把诺贝尔先生的思想得以发扬光大,所以,在本奖设立50周年之际,决定将该奖颁发给罗素,以奖励他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倡导者和当之无愧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解放的巨擘。
我的天——就在整整200年前,让一雅克·卢梭由于在回答“艺术和科学能否有助于人类道德”问题时,说了个“不”字,而获得了第戎学院的颁奖,虽然这个否定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举动,也没有什么重大结果,况且第戎学院也不存在什么革命性的目的,但今天,我们也以同样的敬意,将诺贝尔文学奖颁给您,因为您的哲学著作毫无疑问地表现了道德文明,并且是对诺贝尔的精神的极其完美的发扬光大。所以,我们表彰您这位人道主义和思想解放的翘楚人物,同时,对于您亲临诺贝尔基金会 50周年庆祝大会,使我们深感荣幸。现在,请您上来从国王陛下手中接受195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四、伯特兰·亚瑟·威廉·罗素被审判的个人观点:
1940年,世界著名哲学家、数学家伯特兰·罗素收到了纽约市立大学邀请他到该校哲学系讲学一年的聘书,但未等他到任,就被剥夺了这一机会。他被指控是“不道德性关系的倡导者”,被迫忍受诽谤性的、侮辱人格的法院审判。
现在看来罗素的罪行实在是荒唐可笑的。1925年——1929年,罗素以普通读者为对象,写了4本有关家庭婚姻问题的著作,即《我的信仰》、《教育与幸福生活》、《婚姻与道德》、《教育与现代世界》。在书中,罗素措辞巧妙而客观地评论了现代婚姻生活中的一系列问题,并最终建议:“试婚”或许会降低时下不断增长的离婚率。
罗素的婚姻家庭观念招致了社会保守势力的一致反对,纽约大主教、布鲁克林天主教会、狂热的宗教组织、许多爱国团体、民主党地方领袖及各大报纸,都成了传统道德的卫道士,罗素成了它们联合攻击的对象。
漫骂、侮辱、人身攻击铺天盖地向这位世界知名的学者压来。“道德败坏者”、“异教教授”、“堕落的、十恶不赦的、背信弃义的、性杂交倡导者”、“邪恶的根源”、“性解放的毒瘤”等等,一时成了罗素的诨号。最后,罗素的观点又毫不例外地被说成是“亲共产党”的。
布鲁克林的一个妇女,因害怕她未成年的女儿成为罗素的学生,指控他不仅道德败坏,而且信奉异教,要求取消他到纽约市立大学任教的资格。这位夫人的律师用恶毒的言词诽谤罗素,并向法庭提出起诉。由于起诉性质不明确,罗素才摆脱一次侮辱性的法庭诉讼。但受理此案的法官公然违背公正原则,决定进行重审。由于受律师的唆使,法官明显地偏袒原告和社会舆论。法院的行为表明,美国法院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的操纵。(由于该法官的行为过分露骨,法律界曾对其进行了批评。1971年发表的“伯特兰·罗素一案始末”一文,详细分析了这一事件。)
重新举行的审理纯属摆摆形式,法官不许罗素为自己辩护,出示无人证实的事实,拒绝讨论罗素书中的“色情”描写,攻击被告人的人格,并且把道德准则作为审判的依据。这位法官根据一条适用于中小学的准则,宣布取消罗素到纽约大学任教的资格,并且阻止罗素的律师举行听证会和提出上诉,蛮横地宣布罗素没有资格享受这种权利。
保守势力的恶毒攻击诽谤,终未能击垮罗素。纽约市立大学虽未去成,但哈佛大学给他发了聘书。1950年,瑞士学术委员会投票决定,将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与罗素。
五、评论界对伯特兰·亚瑟·威廉·罗素获诺贝尔奖的反应:
1950年11月10日,当罗素得悉自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消息时,他正在普林斯顿大学准备作题为“心和物”的演讲,在座的听众中有许多知名学者,包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他的演讲赢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当时罗素评论说:“我很高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我已经获得两次最高荣誉之一,另一次是大不列颠帝国荣誉勋章。”
在某种意义上,罗素不得不和威廉·福克纳分享人们的注意。由于1949年授奖延期,福克纳获1949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通知和罗素同时发出。而且1950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是诺贝尔文学奖设立五十周年纪念年,瑞典文学院选择了一个从未发表过一首诗或一部文学作品的作家,通过把诺贝尔的信念等同于罗素的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来表示对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纪念。
这位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却是作为一个数学家而闻名于世的,尽管这有点明显的奇特,但瑞典文学院对罗素和福克纳的选择却获得了好评。《纽约时报》(1950年11月11日)的社论称福克纳和罗素是奇特的“诺贝尔伙伴”,但罗素是一个理应获奖的“思想真正开明的人”,他的《西方哲学史》是“极富魅力的”著作。《时代》杂志的评论认为这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并指出:“他有时敏锐地但又很多地论述了道德、政治、中国、婚姻、原子、布尔什维主义和世界政治。”
罗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或许是轻而易举的,这不仅是由于他的自由主义,还由于他作为文体家的特殊声望,他把他的非专门化的著作表述成适合于一般有思想、理解力强的读者,而不是为脱离实际的教士们写的。奥尔德斯·赫克斯利赞扬罗素避免了“风格上的抑制作用”——不是以无法理解的僧侣式的文体来表达他晦涩的思想。
罗素获奖的消息给他带来很高的声望,使他能在1950年11月继续他的巡回演讲。继普林斯顿之后,他又去了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演讲《科学对社会的影响》,作为一个哲学家他吸引了大批听众。朱丽叶·迈德洛克这位精通文学的经纪人被选为向导,带着罗素环绕纽约城旅行。报道说,“一路上人们里三层外四层地站在街道两旁,希望奇迹发生,使自己能挤进去,或者至少能听到他口叼烟斗说话的声音,或者一睹罗素爵士的风采”。
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被西方称为什么
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1872年5月18日-1970年2月2日)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数学家和逻辑学家之一,同时也是活跃的政治活动家,并致力于哲学的大众化、普及化。罗素的许多政治立场是十分有争议性的。1950年,罗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表彰其“多样且重要的作品,持续不断的追求人道主义理想和思想自由”。
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将《西方的智慧》送给毛泽东具体时间是那年那月?
1960年3月20日他曾把自己所著的《西方哲学史》既给毛泽东,而这本《西方的智慧》正是从前者脱胎而来。
约瑟夫.鲁得亚德.吉卜林,伯特兰.亚瑟.威廉.罗素,鲍威尔,
约瑟夫.鲁得亚德.吉卜林 = Joseph Rudyard Kipling
伯特兰.亚瑟.威廉.罗素 = 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
鲍威尔 = Powell
温斯顿.罗纳德.史本斯.丘吉尔 = 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
埃利亚斯.卡内蒂 = Elias Canetti
维.苏.奈保尔 = Vidiadhar Surajprasad Naipaul
哈洛.品特 = Harold P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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